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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选举进行，各地的纷争，有如烈火烹油，火药味愈来愈浓。有人拉帮结党，纠结成群，准备械斗，有人甚至煽动警备队滋事。四乡警耗频传，一夕数惊。卢永祥始而要求复选“展缓数日”，继而又改口说由省长做主，不予过问。他态度含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隶籍山东，并非土里生土里烂的浙江人，在“浙人治浙”的大潮流下，难免有点底气不足，不敢太过拉偏架，以致招蜂入怀，动摇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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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嘉兴补行初选时，在现场观察的褚辅成认为选举有舞弊情况，提出质问。县知事恼羞成怒，不管你是不是大名鼎鼎的国会副议长，一声吆喝，县衙卫队和警长、巡士，如狼似虎，上前围殴，褚辅成的腿部和议员计宗型的面部，都被枪刺戳伤，血流如注。在场的二十几个选民也被打至呕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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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宪周报》一篇文章这样说：“此次主张省选与反对省选，为绝对的相反精神的表现，以学理批判之，其相反之精神，可谓主张省选者，是一种保守的、奴性的、堕落的精神；反对省选者，是一种进取的、主性的、向上的精神。省民对于上述两种精神，究应何去何从，是关于人格问题。”尽管省宪派竭力反对，但终究敌不过省政府，选举如期完成。10月，第三届省议会开幕后，以“九九宪法”未对国税与地方税加以明确划分，亦未经全省选民投票总决，只能视作草案之一，同时鼓励省民继续提出新的省宪草案。杭州总商会发起抵制省宪运动。杭州绸业会馆、织业公会通电指责“政客垄断制宪，群情认为卖浙”。工界亦揭露9月9日宣布省宪时，有贿买失业工人列席参观的行为。第三届省议会的议员，因省宪关系到自身的饭碗，当然也是全力反对省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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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轰大嗡的制宪运动，又是到了最后一百米，无力为继，殊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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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干政下的四川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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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省宪运动，声势很大，波及很广，但真正走完了讨论、起草、审查整套程序，最后正式公布了省宪法的，只有湖南、浙江、广东几个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根本没有制宪的诚意，或虽有诚意却被各种变乱干扰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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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完成制宪的省份。四川的地方力量，早在清末的铁路运动中，已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古人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铁板不易的话。民国以来，四川战乱迭起，时而川军和川军打，时而川军和滇军打，时而又和黔军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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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四川人打出“川人自主”、“川人治川”的旗号后，在道义上，较滇、黔等外省军队略胜一筹。经过无数惨烈的战役，死了无数的巴蜀子弟，连绿林土匪也加入到驱滇的战争中。1920年10月，川人终于把“红边边”的滇军（滇军帽子上有一圈红边）赶出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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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将领刘存厚、熊克武、吕超、杨庶堪宣布四项原则，作为川人自治的圭臬：一、四川全境，不得驻扎他省军队；二、四川财政金库独立，不受何方何系之干涉；三、四川境内，不得容留争权机关，以妨碍川人自治之精神；四、若有违反此言者，吾三千万川人共击之。其中第三项，明显是针对当时准餐入川的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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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的自治运动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省议会，而是军人。1920年12月在重庆召开的自治会议，几乎清一色是军队将领参加。会议决定，依人民公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政权，超脱于南北政争之外，不为左右袒，永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以顺应民心，完成民治。从此，四川也正式加入了自治的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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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北洋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这三个人都是川籍的，但他们既然已宣布自治，当然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1921年1月21日，刘湘联合一批川军将领，通电全国，声称“川中将领，决定完全自治。省议会及各法团先后函电，亦符斯旨。今决以川人自力自治，不受何方之支配，不任外力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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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熊克武等人喊出自治口号时，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四川学生何恩枢、鄢祥禔、范复诚等人发起，得到八所国立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川籍学生响应，复联络一些在京的川籍国会议员，于1920年11月13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成立“四川自治期成会”，推举前任四川督军胡景伊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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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胡景伊，也是军人出身。“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镇压熊克武叛乱，被任命为威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可见川人自治，始终摆脱不了军人的影子，几有“军人不出，奈巴蜀苍生何”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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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自治进程时，因廖敬伯、黄云鹏议员提议保留督军，以便执行裁兵任务，与北大学生毛焦火辣地吵起来，胡景伊遂宣布散会。因此，“四川自治期成会”虽然发表了《四川自治意见书》，逸韵高致，大谈“一切行政、立法员司，悉由人民普选，被选人不称职时，人民行使召回权”，其实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空费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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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也不甘被边缘化，曾努力争夺自治主导权。议长李肇甫，巴县人，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任众议院议员。他联合了一批学界、绅界人上，在重庆组成“自治期成会”，自任会长，到处演讲，宣传自治。前省议会议长朱大镛（璧山人，1913年任省议会议长，但未被中央政府承认）也在成都组成“自治筹备处”，成员亦多为学界人士，形成川东、川西遥相呼应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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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18日，熊克武联合第二军刘湘、第三军刘成勋，宣布刘存厚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倾心北洋政府、阻挠川省自治等罪名，三路大军进攻刘存厚。3月22日，刘存厚通电宣布下野，黯然离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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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立即在成都集会，作出四川独立自治的决议，宣布：一，四川于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独立自治，不加入南北政争，无论何种官吏均不受南北政府任命；二，废除督军及类似督军制度；三，实行裁兵，全川军费，至多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年度之预算；四，民选省长，以为实现民治之初步。这是议会试图夺回自治主导权的一次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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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四川全省各县推举代表，在重庆召开“四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省议会复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制定省宪。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为省议会直接起草省宪，交由各县议会通过或全民公决后实施；一为省议会制定出省制宪会议组织法，由省民根据组织法，直接选出代表组成制宪会议。两派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然而却公说婆，相持不下，宝贵的时间，就在议员的谈空说有之间，如箭飞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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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曰，四川各混成旅旅长以上将领24人，共同推举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7月2日，刘湘正式上任。几乎在所有自治省份中，省长民选，都是基本的目标之一，而四川竟然在自治的旗帜下，由军人公然推举省长，所谓自治，已是败兆毕呈。虽然军人推举未必就不能实现民治，但四川已经有了省议会，军人绕开议会，另搞一套，然后要议会背书，这已不是民治，而是军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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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刘湘上台后，完全撇开省议会，自行宣布着手筹备制宪。省议会这才如梦初醒，一面通电批评军人“倘必一意孤行，蔑视本会所商讨组织法案，势必牵动民政根本问题，各走极端，必非川福”，一面加快制宪步伐，仓促选出四川省宪筹备员，准备起草省宪。正所谓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头，这时刘湘其势方炽，怎么会向议会让步呢?由于没有军队支持，制宪一直拖而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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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1922年，川军第一军与第二军又爆发内战，这回轮到刘湘战败下野。四川政局得一喘息的空隙，8月9日，四川省宪法筹备处匆匆成立。省议会推举戴季陶、杨伯廉、吴玉章、杨庶堪等13人为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通令各县选任四川制宪审查员一人，负责审查省宪的工作。讵料戴季陶在赴川的船上，因丢失怀表大吵大闹，几被同伴疑为精神失常，到宜昌时又堕江遇险，幸被江上小船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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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面刁斗、战马嘶鸣声中，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讨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研究哪个官职应由直接选举产生，哪个官职应由间接选举产生，句斟字酌，捻断胡须。然窗外白昼如夜，大雨如注，他们这些风雨中的裱窗匠，究竟能够做些什么?这是他们不愿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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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1923年3月，起草委员会完成起草工作，呈交了一份《四川省宪法草案》，给审查委员会审查。可惜生不逢时，四川又爆发了战争。原第二军第九师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杀回重庆。刘存厚部乘机卷土重来，由陕南进兵川北，占据成都。熊克武领军反攻，收复成都，杀得刘存厚倒戈而走。孙文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北洋政府又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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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南北大混战，战火所及，庐舍为墟，把四川这个富饶美丽的天府之国，变成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所谓自治，实为自杀。结果，辛辛苦苦弄出来的省宪草案，连审查的机会也没有，便沦为一堆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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