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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选举进行,各地的纷争,有如烈火烹油,火药味愈来愈浓。有人拉帮结党,纠结成群,准备械斗,有人甚至煽动警备队滋事。四乡警耗频传,一夕数惊。卢永祥始而要求复选“展缓数日”,继而又改口说由省长做主,不予过问。他态度含糊,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隶籍山东,并非土里生土里烂的浙江人,在“浙人治浙”的大潮流下,难免有点底气不足,不敢太过拉偏架,以致招蜂入怀,动摇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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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嘉兴补行初选时,在现场观察的褚辅成认为选举有舞弊情况,提出质问。县知事恼羞成怒,不管你是不是大名鼎鼎的国会副议长,一声吆喝,县衙卫队和警长、巡士,如狼似虎,上前围殴,褚辅成的腿部和议员计宗型的面部,都被枪刺戳伤,血流如注。在场的二十几个选民也被打至呕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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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宪周报》一篇文章这样说:“此次主张省选与反对省选,为绝对的相反精神的表现,以学理批判之,其相反之精神,可谓主张省选者,是一种保守的、奴性的、堕落的精神;反对省选者,是一种进取的、主性的、向上的精神。省民对于上述两种精神,究应何去何从,是关于人格问题。”尽管省宪派竭力反对,但终究敌不过省政府,选举如期完成。10月,第三届省议会开幕后,以“九九宪法”未对国税与地方税加以明确划分,亦未经全省选民投票总决,只能视作草案之一,同时鼓励省民继续提出新的省宪草案。杭州总商会发起抵制省宪运动。杭州绸业会馆、织业公会通电指责“政客垄断制宪,群情认为卖浙”。工界亦揭露9月9日宣布省宪时,有贿买失业工人列席参观的行为。第三届省议会的议员,因省宪关系到自身的饭碗,当然也是全力反对省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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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轰大嗡的制宪运动,又是到了最后一百米,无力为继,殊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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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干政下的四川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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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的省宪运动,声势很大,波及很广,但真正走完了讨论、起草、审查整套程序,最后正式公布了省宪法的,只有湖南、浙江、广东几个省。其他大部分省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根本没有制宪的诚意,或虽有诚意却被各种变乱干扰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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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完成制宪的省份。四川的地方力量,早在清末的铁路运动中,已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古人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铁板不易的话。民国以来,四川战乱迭起,时而川军和川军打,时而川军和滇军打,时而又和黔军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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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四川人打出“川人自主”、“川人治川”的旗号后,在道义上,较滇、黔等外省军队略胜一筹。经过无数惨烈的战役,死了无数的巴蜀子弟,连绿林土匪也加入到驱滇的战争中。1920年10月,川人终于把“红边边”的滇军(滇军帽子上有一圈红边)赶出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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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将领刘存厚、熊克武、吕超、杨庶堪宣布四项原则,作为川人自治的圭臬:一、四川全境,不得驻扎他省军队;二、四川财政金库独立,不受何方何系之干涉;三、四川境内,不得容留争权机关,以妨碍川人自治之精神;四、若有违反此言者,吾三千万川人共击之。其中第三项,明显是针对当时准餐入川的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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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的自治运动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省议会,而是军人。1920年12月在重庆召开的自治会议,几乎清一色是军队将领参加。会议决定,依人民公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政权,超脱于南北政争之外,不为左右袒,永不许外省军队侵入本省境内,以顺应民心,完成民治。从此,四川也正式加入了自治的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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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北洋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这三个人都是川籍的,但他们既然已宣布自治,当然不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1921年1月21日,刘湘联合一批川军将领,通电全国,声称“川中将领,决定完全自治。省议会及各法团先后函电,亦符斯旨。今决以川人自力自治,不受何方之支配,不任外力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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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熊克武等人喊出自治口号时,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四川学生何恩枢、鄢祥禔、范复诚等人发起,得到八所国立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川籍学生响应,复联络一些在京的川籍国会议员,于1920年11月13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成立“四川自治期成会”,推举前任四川督军胡景伊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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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胡景伊,也是军人出身。“二次革命”时,支持袁世凯,镇压熊克武叛乱,被任命为威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可见川人自治,始终摆脱不了军人的影子,几有“军人不出,奈巴蜀苍生何”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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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自治进程时,因廖敬伯、黄云鹏议员提议保留督军,以便执行裁兵任务,与北大学生毛焦火辣地吵起来,胡景伊遂宣布散会。因此,“四川自治期成会”虽然发表了《四川自治意见书》,逸韵高致,大谈“一切行政、立法员司,悉由人民普选,被选人不称职时,人民行使召回权”,其实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空费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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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也不甘被边缘化,曾努力争夺自治主导权。议长李肇甫,巴县人,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任众议院议员。他联合了一批学界、绅界人上,在重庆组成“自治期成会”,自任会长,到处演讲,宣传自治。前省议会议长朱大镛(璧山人,1913年任省议会议长,但未被中央政府承认)也在成都组成“自治筹备处”,成员亦多为学界人士,形成川东、川西遥相呼应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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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18日,熊克武联合第二军刘湘、第三军刘成勋,宣布刘存厚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倾心北洋政府、阻挠川省自治等罪名,三路大军进攻刘存厚。3月22日,刘存厚通电宣布下野,黯然离开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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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议会立即在成都集会,作出四川独立自治的决议,宣布:一,四川于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独立自治,不加入南北政争,无论何种官吏均不受南北政府任命;二,废除督军及类似督军制度;三,实行裁兵,全川军费,至多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年度之预算;四,民选省长,以为实现民治之初步。这是议会试图夺回自治主导权的一次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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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四川全省各县推举代表,在重庆召开“四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省议会复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制定省宪。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为省议会直接起草省宪,交由各县议会通过或全民公决后实施;一为省议会制定出省制宪会议组织法,由省民根据组织法,直接选出代表组成制宪会议。两派意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然而却公说婆,相持不下,宝贵的时间,就在议员的谈空说有之间,如箭飞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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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曰,四川各混成旅旅长以上将领24人,共同推举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7月2日,刘湘正式上任。几乎在所有自治省份中,省长民选,都是基本的目标之一,而四川竟然在自治的旗帜下,由军人公然推举省长,所谓自治,已是败兆毕呈。虽然军人推举未必就不能实现民治,但四川已经有了省议会,军人绕开议会,另搞一套,然后要议会背书,这已不是民治,而是军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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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刘湘上台后,完全撇开省议会,自行宣布着手筹备制宪。省议会这才如梦初醒,一面通电批评军人“倘必一意孤行,蔑视本会所商讨组织法案,势必牵动民政根本问题,各走极端,必非川福”,一面加快制宪步伐,仓促选出四川省宪筹备员,准备起草省宪。正所谓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头,这时刘湘其势方炽,怎么会向议会让步呢?由于没有军队支持,制宪一直拖而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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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1922年,川军第一军与第二军又爆发内战,这回轮到刘湘战败下野。四川政局得一喘息的空隙,8月9日,四川省宪法筹备处匆匆成立。省议会推举戴季陶、杨伯廉、吴玉章、杨庶堪等13人为省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通令各县选任四川制宪审查员一人,负责审查省宪的工作。讵料戴季陶在赴川的船上,因丢失怀表大吵大闹,几被同伴疑为精神失常,到宜昌时又堕江遇险,幸被江上小船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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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面刁斗、战马嘶鸣声中,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讨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研究哪个官职应由直接选举产生,哪个官职应由间接选举产生,句斟字酌,捻断胡须。然窗外白昼如夜,大雨如注,他们这些风雨中的裱窗匠,究竟能够做些什么?这是他们不愿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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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1923年3月,起草委员会完成起草工作,呈交了一份《四川省宪法草案》,给审查委员会审查。可惜生不逢时,四川又爆发了战争。原第二军第九师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杀回重庆。刘存厚部乘机卷土重来,由陕南进兵川北,占据成都。熊克武领军反攻,收复成都,杀得刘存厚倒戈而走。孙文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北洋政府又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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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南北大混战,战火所及,庐舍为墟,把四川这个富饶美丽的天府之国,变成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所谓自治,实为自杀。结果,辛辛苦苦弄出来的省宪草案,连审查的机会也没有,便沦为一堆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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