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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孙文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涉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因粤军一旦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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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对于北伐无端受阻，孙文痛心不已。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孙文回到广州后，部分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前来谒见，面陈北江军队占驻民房校舍，人民恐慌，请调驻别的地方，以安民心。但孙文表现得极为愤怒，没等议员说完，便打断他们的话，怒不可遏地说：“你们是省议员吗?竟如此大胆，你们想直接选举陈炯明做省长吗?如果你们敢贸然行之，我一定惩办你们!以前炮轰督署，莫（荣新）逆胆寒，今天撤革陈炯明，都是我一人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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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相顾失色，无以为对。孙文继续怒斥：“你省议会敢捣乱吗?听说省议会要选举省长，推倒伍廷芳，我试拿几个议员来打靶给你们看看。陈炯明不听我命令，我就要免他的职。现在北伐的时候，你们地方官及地方绅士毫不帮忙，致令军到的地方，铺户闭尽，人民跑清，令我无物可买，无夫可雇，行军上感觉异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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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讲话，从侧面也反映出民间对北伐，既疑且惧。反对北伐的，不只一个陈炯明，但因为他手握大权，成了矛盾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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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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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这些话，是一时的气话。他唯一的支持者是海军，海军何来八英寸口径的毒气弹?不过，一个更混乱动荡的时代即将来临，则人人都有不祥的预感。陈炯明在6月13日致电广东省议会，言辞间，流露出托寄之意：“然广东者三千万人所共有，其利害安危，当由广东三千万人自审择而自解决之，非炯一身所能为役，亦非二三妄人所能捣乱。贵会为全省代表，当必有以善其后也。”议员们读到此电，当会感受到陈炯明内心极压抑、极悲凉的意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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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深夜，叶举召集粤军将领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陈炯明曾加以制止，但为时已晚。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誓言“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海军与粤军不断互相炮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民居住宅，十室九空。“此种惨状，为十年来所未见，诚巨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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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陈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从此，陈炯明便由“革命的马前卒”沦为“千古罪人”。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矣。后来国民党出版《陈炯明叛国史》一书，把陈炯明从娘胎里开始骂起，居正作为国会议员，为该书写序时说：“海陆丰（陈炯明为海丰人）非客家，俗呼鹤狫，即狫狫也。吾知海丰人聆此，亦必不服日：炯明虽沦为兽，吾海陆丰人岂能全被恶名哉!”身为堂堂国会议员，笔端之恶毒粗鄙，如市井骂街，真为中国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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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举作为政变的首领，事后写诗悲叹：“恩仇成败都闲事，只恐苍生涕泪多!”颇有忏罪之意。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以“六一六事变”为转捩点，步入低潮，逐渐式微，乃至完全灭绝，令述史者大兴惋惜之叹，史家李达嘉在总结联治运动失败时，有这样一段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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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提倡自治的省份中，广东由于主客观条件较其余各省优越，故在自治的推展上较具实效。然而由于广东为孙中山政府的所在地，联省自治的目的却是要否认孙中山政府的存在，自为孙中山所不能接受。在名教主义与大一统观念极其强固的时代，陈炯明无法摆脱“犯上”及“割据地盘”的罪名，故其个人终不免遭到失败的命运，而广东的自治运动亦随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而终止。然而，由于“六一六事件”的爆发，可以明显地看出，反联治派的军人政客未必便没有地盘权力欲，他们不过是假藉大一统观念作为护符，而以“割据地盘”“助长分裂”作为攻击联治派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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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16日，反对北伐的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粤军发动军事政变，围攻总统府，史称“六一六事变”。图为孙文退回永丰舰继续指挥斗争。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由此步入低潮，乃至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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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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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法统重光 （1922.4—1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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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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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总统，恢复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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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新新国会议员选举完成，但因为不足法定人数，一直无法开会，而在舞台的另一边，全国联治运动风起云涌。国会问题，一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议员在民间的名声很恶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都是些利欲熏心、腾拿捣乱之徒，因此送了一个“猪仔议员”的绰号给他们——都是被军阀、政客卖来卖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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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国会议员选出后，开会却遥遥无期，议员们开始坐不住了，这样耗下去，很快就晾成人干。12月23日，旅京旧国会议员发表宣言，主张仍由旧国会完成宪法，促进自治。这是恢复法统的第一声。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法统恢复与联省自治，是两个此消彼长的运动。法统重光高唱之日，就是联省自治式微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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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初，吴佩孚联合六省军人，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梁士诒内阁是奉系张作霖捧出来的，骂梁等于骂张。直、奉矛盾迅速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几天后奉军大败，退回关外。5月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东三省独立：“自5月1日起，东三省与西南及长江同志各省一致行动，扶植自治，促进统一。”东北也自治了。打赢就问鼎中原，打输就闭关自治，自治的名声，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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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4月战争密云不雨之际，一批旧国会议员蠢蠢欲动，在北京聚会。当时吴景濂正在家丁忧，守制百日之后，也开始频频接触各方人士，试探水温，准备重出江湖，“主持护法事业”。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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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支持恢复旧国会，是真心真意，曹锟是半心半意的。直系战胜奉张后，曹锟与吴佩孚各有各的打算。曹锟想自己当总统，他的弟弟曹锐是直隶省长，鞍前马后，为他积极张罗。但吴佩孚却不以为然，竭力劝阻。虽然曹锟一再矢口否认，但吴佩孚洞隐烛微，早已看透这位上司的心思。为了彻底断绝曹锟的总统念想，他认为最佳的办法，就是恢复旧国会，迎接黎元洪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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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吴佩孚驻车天津，知道吴景濂也在天津，特请张绍曾约他到车站晤谈。吴景濂虽然觉得吴佩孚其人骄横跋扈，非经国之才，但知解决时局离不开他，身为议长，既不能拒人千里，亦不能太过委曲求全。他让张绍曾转告：“吴佩孚是徐世昌的高等封疆大吏，我们南方认为徐氏总统为非法，所以揭护法旗帜，以反对徐氏为号召。如今吴态度未明，我二人见面，无法谈话。请对吴说，等他态度表明后，我们再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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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曾把吴景濂的话向吴佩孚回复后，吴佩孚请张再去见吴景濂，把吴的主张开张清单，一列出来，以便他与曹锟商量。当晚，吴景濂邀请易次乾、吕复、王箴三等众议员到旅馆开会，列出了一份有十二项主张的清单，包括拥护约法、拥护国会、徐世昌下台、组织特别法庭、裁判黎元洪违法解散国会、召集全国南北元老在北京开国是会议、实行裁兵，等等，由张绍曾转交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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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吴佩孚派专车接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到保定，详细讨论。吴景濂到保定当晚，吴佩孚单独与之见面。吴景濂问：“我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同来，为什么只与我见面，而不见王议长?”吴佩孚说：“王家襄居于北京，未从事护法事业，今日谈护法继续事业，恐王泄言，所以先与先生单独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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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二吴密谈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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