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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直系将领通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筹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时，议员人数已增加至参议员63人、众议员138人。于是通电全国，自即日起，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徐世昌既为非法国会选出，应即下台。这份由王家襄、吴景濂领衔的通电，历数徐世昌的罪状，无非是“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都是空言虚语，唯一能坐实的，就是他是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也是非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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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当然是不赞成的。就法律而言，第一届国会已无法恢复，因为当选了安福国会的议员，即表示承认第一届国会已结束；而参加了南方非常国会的议员，虽表明他们仍坚持第一届国会的法律地位，但意味着非常国会的任期，即计入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如今已经届满，无可恢复。扣除了安福国会与非常国会的议员，剩下的议员人数，已不足法定人数。吴景濂身为议长，既参加了非常国会，又不把非常国会的时间计算在任期之内，还有什么法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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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当道，报纸都是它的传声筒。时而说徐世昌如何要天津警察厅阻止旧国会议员开会，时而说他如何重金收买非常国会议员，要他们留在南方，不要北上。谣诼满天，不断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升斗小民无从得知内幕，只能对着漫天疑云，交头接耳，私下揣测。其实，徐世昌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得相当平静——既然大家不要我干，我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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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淦曾追述一段逸闻：6月1日深夜，直系驻京代表接到上头电话说：“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注意办?”这个代表被这个半夜电话吓得心慌意乱，竟忽略了“将来”二字，第二天一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疾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军人的气焰，真可把天烧出个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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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徐世昌宣告辞职，下午4时离开北京，从此彻底退出政坛。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几年来，他们因为徐世昌执政，敦尚文雅，优假士人，而得以在北京文化教育与学术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南北两总统应同时下野，并敦促国会议员早日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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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年（1917）间国会受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举行北伐，以抵制北方拥护非法国会与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以此种种手段为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远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垂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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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江（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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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六一六事变”前夜，广州风声鹤唳，危疑麓惧。北方学者的呼吁，对广州的局势，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结果，徐世昌和平下台，京师匕鬯不惊，而广州爆发政变，满城百姓，仓皇奔走。尽管如此，民众对徐世昌，似乎没有纤介感激之情，相反，极尽贬损谤讪之能事。翻翻民国史书，有谁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威权，喜欢有个强人统治自己，看看吴佩孚那么受欢迎，便是最清楚的明证了。历史的厚此薄彼，总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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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六民八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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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战争后，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恢复旧国会，对总统问题，还不太在意，但徐世昌走得太干脆，这个问题便迫在眉睫了。仓促间要找一个人顶替徐世昌，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资历、名望，还得在法律上解释得通。除了黎元洪，很难有第二人选。至此，吴景濂也不再坚持要先审判黎元洪了。6月2日清晨，王家襄、吴景濂一同在天津拜访了黎元洪，请他复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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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这个久违的名字，忽然又大放光芒，成了舆论的焦点。本来，自从1917年退出政坛后，黎元洪的从政之心，已日渐淡化，当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连政府每月给的一千元津贴，他也婉拒不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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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为人忠厚，对昔日督军团逼宫，心有余悸，故百般推搪。章太炎也劝他“杜门高枕，偃卧三月，以待时之变”。但经不住国会议员轮番上门相劝，每天劝进的电报，像潮水般涌来，曹锟躬率直、苏、鲁、鄂、赣、豫、察、陕、甘、绥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还派出一个由45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浩浩荡荡到天津迎驾。黎元洪开始还不为所动，大有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之势。但直隶省长王承斌跪在黎元洪面前，声泪俱下劝说，大有黎元洪不出，他就长跪不起之势。黎元洪虽是“泥菩萨”，也难免动了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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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提出四项主张：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做得到就复职，做不到就免谈。代表团慨然保证，这四项主张与曹、吴以及全国军民的心理，不谋而合，只要总统肯复职，不难一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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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黎元洪把旧国会两名议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请到自己家中，取出一份电稿叫大家传阅。“这就是我的办法，”他说，“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呢，我和诸位今天就是最后一次的会议。”电稿开头，仍喋喋不休解释当年解散国会的苦衷：“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乎?”然后，他词锋一转，提到了复职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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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自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在，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由当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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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报界将这个办法公布出来，征求各省意见。吴佩孚一马当先，响应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号召。他怕黎元洪还要横生枝节，便托人转告他：我们推你出来，是出于一片诚心，你再推托，我就无能为力了。出与不出，请一言而决。黎元洪遂答应6月11日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他这次入京，只是为完成1917年因仓促下台，未能完成的一年零三个月大总统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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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广东已经有了一个孙大总统，当然反对再来一个黎大总统。南方议员褚辅成、孙洪伊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实已由冯国璋代满，无职可复。北方议员则由曾任众议院法制委员长的张耀曾出面解释，根据约法和《总统选举法》，总统在任内离职，只有三种情况：一是死亡缺位，二是弹劾去职，三是因故不能执行职务。而1917年黎元洪的离职，不在三种之内，是基于事实而非基于法律，因此不具法律效力。冯国璋的代理，也只是事实上的代理，而不是法律上的代理。这番解说词一出，长江以北的人们，全都“吁”地松了一口气，黎元洪的复职，再无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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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的陪同下，在各方代表的前呼后拥下，乘火车抵达北京，再次入主总统府。当天，吴佩孚致电广州孙文、伍廷芳等人，敦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这电报当然是泥牛入海，几天后广州就发生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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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所发布的国会解散令，敦促两院议员克期入都，继续行使职权。在天津的国会议员，全体入京，宣称定于8月1日正式开会。古老的北京城，天清气朗，一派金章紫绶、冠盖云集的盛况。天桥脚下、大石烂儿的酒馆茶馆，又多了不少新鲜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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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如火如茶的情形相比，南方的反应，有冷有热。广东省议会站在陈炯明一边，是赞成恢复广州国会的，但广州国会却站在孙文一边，大加反对。迨至“六一六事变”之后，陈炯明派人到在粤议员家中，逐一拜访，劝他们北上参加国会，推动统一。于是，不少议员也收拾心情，离粤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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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让广州国会议员纠结的问题是，1918年，为了凑够法定人数，在广州开正式国会，补选了一批议员，顶替未到会的议员，这批补选议员的资格怎么办?如果恢复旧国会，他们俱成游魂野鬼了。因此，广州国会主张国会重开，法统上，应该是接续1919年的国会（即“民八国会”），而不是1917年的国会（即“民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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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六”与“民八”之争，症结在于到底承不承认广东非常国会这段历史。在北京的民八议员徐清和、梅宝玑等48人，在象坊桥南沟沿69号组成了“法统学会”，鼓吹民八（广州）国会才是正统。在上海也有一批民八议员，两年前入滇入川，颠沛流离之后，滞留上海，组织了一个“法统维持会”。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内部恒分两派：一派主张国会重开，只能让曾在广州参加护法的议员出席，未参加护法，或被非常国会解职者，不得列席国会。另一派人数较少，主张谁有资格列席国会，应等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后，按法律正当决定。两派各执一词，结果一派去了北京，一派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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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鼓励民八议员入京“努力奋斗”。谢持、邹鲁等民八议员，遵奉指示，一齐赴京，就是为了给民八国会争正统的名分，这是一切的先决问题。争的方法，亦文亦武，文是写文章，武是闹议场。《邹鲁年谱》中写道：“先生（邹鲁）决定亲自到北京去反对重开民国六年国会。有人对先生说：‘你在广东跟着总理联奉皖夹击直系，现在曹（锟）、吴（佩孚）得胜握权，你最好不要去吧。’先生说：“民国是我党革命首创的，国会是我行使职权的机关，我去了，谁敢哼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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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1日，国会足够法定人数，正式开会，史称“国会第二次恢复”。坊间有句俗话，叫作“拆只烂船装小艇，十分工夫都有旧钉痕”。何况国会这条烂船，一沉再沉，满身钉痕不说，且早已朽坏，如何能够“修旧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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