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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老先生终于重开议宪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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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国会开第一次宪法审议会。徐清和议员带头提质询，他单刀直入地问王正廷：“以前在广东已依法律召集宪法会议，今天的宪法会议，是否广东宪法会议的继续?”王正廷顾左右而言他。在众议院的常会上，徐清和向吴景濂提同样的问题，吴也是无言以对。王正廷、吴景濂都是当日广州宪法会议的主持者，连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无法回答，可见这个国会，完全是在直系的操纵下，草率上马，一切法律问题都未厘清。邹鲁曾经把民六议员与民八议员的分歧点，用两个三段式表述出来，让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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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主张继续民六派）之三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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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约法上大总统不能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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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民国六年6月12日大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必待至今日取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始为国会回复有效时期及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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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故今日北京开会应继续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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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员之三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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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约法上大总统不能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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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民国六年6月12日大总统解散国会之非法命令，在法律为无效。国会自由行使职权，毫不受该非法命令之影响，因而国会之在广州继续开会，为绝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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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故今日北京开会应继续广州会议（世所称继续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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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邹鲁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商榷书》，这是文的攻势。《商榷书》大意说：约法上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条文，也没有限制国会开会地点的规定，所以总统不能解散国会，国会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集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民六国会，虽被政府下令解散，但这在法律上却不能发生效力；议员因而集会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并无违法的地方。那么法律一日有效，这些合法的行为，就不能无故作废，也没有理由可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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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邹鲁避而不谈，约法上也没有国会人数不足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的规定。民六议员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批评民八国会违法。非常国会本身既无法律依据，那么它解除部分议员职务及递补议员，也都是违法的了，递补议员连个当选证书都没有，哪来的议员资格?因此，民八国会只能称护法，不能称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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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辩解说：“开国会非常会议，是护法手段；开正式会议及宪法会议，是法律行动。”合法的就是法律行动，不合法的就是护法手段，这样纠缠下去，永无了局。盖因当初大家都违法了，现在则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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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就像“螃蟹笼里的政治”，一大堆螃蟹挤在小笼子里，钳子抓来抓去，谁能幸免?9月5日，宪法审议会开第五十五次会议，邹鲁要上演全武行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县制度如何规定”。焦易堂、邹鲁、谢持先后发言，把火力集中在王家襄身上，质问他：1919年在广州宪法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条文及审议会已经通过的地方制度各条文，议长根据何种理由、何种法律取消?本次会议为何不准护法议员代表进入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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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襄支吾其辞，最后被逼问得急了，演变成互相对骂。邹鲁等人一哄而上，扯住王家襄的衣服，把他拖得踉踉跄跄，跌倒在地，再饱飨老拳。王正廷也被人从台上揪了下来，大呼救命。议员们有的雉伏鼠窜，有的呐喊助威，有人上前劝架，有人爬到桌上看热闹。会议在一片混乱中散去，遗下一地的眼镜、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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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民八议员谢持、邹鲁、焦易堂、杭辛斋等数十人，在头发胡同六号开会，作出决议：一，设立护法议员办事处，推举谢持、邹鲁等人为干事；二，应邀出席国会的护法议员，在法律问题未解决之前，绝不出席。国会如战场，“不出席”是议员们的撒手锏。民八议员通电全国，声称所谓重开国会，只不过是“吴景濂及解职分子王家襄等私人行为，此四十余日之弄法，不过为其谋权利而已，于法律上国会会期任期，不生丝毫关系，应予绝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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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随后又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第二商榷书》，洋洋洒洒，大谈法律问题。武戏刚刚落幕，文戏又来了，真是一波接一波，高潮迭起。邹鲁得意地声称：“以前声势汹汹主张继续民六者，自我的第二商榷书发表之后，一变而寂然无声了。”由于民八议员拒绝开会，双方都扎硬寨，打死仗，丝毫不让，9月18日，国会干脆宣布第二届常会闭幕，大家一拍两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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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当时社会舆论普遍鄙视民八议员，认为他们无理取闹。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感叹，民八议员争所谓“正统”，洵属“令人肉麻”。他称这些民八议员为“失业可怜者”。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斗性韧性特强之人。最后需政府专门设立一个“政治善后讨论会”的机构，由国务总理出任会长，安置这些“失业者”，民八议员才渐渐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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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会历史，从袁世凯时代至段祺瑞时代，在国会内不断制造事端，激起斗争，令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来来去去其实都是那一批议员，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情节。他们并不是“可怜者”，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要破坏北洋政府，而且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做到了。所以说，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半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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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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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国会，与1913年的国会相比，已经差得很远了，与1909年的咨议局相比，更不可以道里计。梦想的玫瑰色早已淡去，再也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执守，甚至没有了法律的底线。人们常说，中国不能实行代议政制，因为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素质太差。那么，1909年的咨议局做得比1922年的国会好，是因为1909年的民众素质比1922年的民众高吗?难道民众的知识一年比一年少，素质一年比一年差?民众的素质，比政客们究竟差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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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1919年前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各种法人团体、民间社团蓬勃兴起，大众媒体万花争艳，市民运动呈现波澜壮阔的势头，在和政府的进退颉颃之间，不断拓展社会合理性空间，从爱国、救亡，甚至地域、宗族等传统观念里，发掘道德资源，试图以道义力量参与政治，修复价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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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很多民间力量，纷纷主动介入，前挽后推，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来，议会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而通过选举、委托议会来代表他们议政，如果国民个个是圣贤和经国之才，还要议会干吗?但现在许多议员的素质，却显得比普通国民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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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5日，对军人、政客整天胡闹已极度失望的商人，以商会联合会名义在上海开会，讨论国是。几天后，教育会联合会也参加进来了，改为联席会议，名为“商教联合会”，呼吁召开全国各界的国是会议。章太炎是“商教联合会”的参与者之一，他把约法、国会、总统斥为“三蠹”，是民国以来祸乱的根源，“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无如此三蠹者”。偏激的言论，代表了民间郁积着强烈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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