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83890
9月2日,邹鲁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商榷书》,这是文的攻势。《商榷书》大意说:约法上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条文,也没有限制国会开会地点的规定,所以总统不能解散国会,国会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集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民六国会,虽被政府下令解散,但这在法律上却不能发生效力;议员因而集会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并无违法的地方。那么法律一日有效,这些合法的行为,就不能无故作废,也没有理由可以推翻。
1706783891
1706783892
但邹鲁避而不谈,约法上也没有国会人数不足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的规定。民六议员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批评民八国会违法。非常国会本身既无法律依据,那么它解除部分议员职务及递补议员,也都是违法的了,递补议员连个当选证书都没有,哪来的议员资格?因此,民八国会只能称护法,不能称适法。
1706783893
1706783894
邹鲁辩解说:“开国会非常会议,是护法手段;开正式会议及宪法会议,是法律行动。”合法的就是法律行动,不合法的就是护法手段,这样纠缠下去,永无了局。盖因当初大家都违法了,现在则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1706783895
1706783896
国会就像“螃蟹笼里的政治”,一大堆螃蟹挤在小笼子里,钳子抓来抓去,谁能幸免?9月5日,宪法审议会开第五十五次会议,邹鲁要上演全武行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县制度如何规定”。焦易堂、邹鲁、谢持先后发言,把火力集中在王家襄身上,质问他:1919年在广州宪法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条文及审议会已经通过的地方制度各条文,议长根据何种理由、何种法律取消?本次会议为何不准护法议员代表进入议场?
1706783897
1706783898
王家襄支吾其辞,最后被逼问得急了,演变成互相对骂。邹鲁等人一哄而上,扯住王家襄的衣服,把他拖得踉踉跄跄,跌倒在地,再饱飨老拳。王正廷也被人从台上揪了下来,大呼救命。议员们有的雉伏鼠窜,有的呐喊助威,有人上前劝架,有人爬到桌上看热闹。会议在一片混乱中散去,遗下一地的眼镜、鞋子。
1706783899
1706783900
9月17日,民八议员谢持、邹鲁、焦易堂、杭辛斋等数十人,在头发胡同六号开会,作出决议:一,设立护法议员办事处,推举谢持、邹鲁等人为干事;二,应邀出席国会的护法议员,在法律问题未解决之前,绝不出席。国会如战场,“不出席”是议员们的撒手锏。民八议员通电全国,声称所谓重开国会,只不过是“吴景濂及解职分子王家襄等私人行为,此四十余日之弄法,不过为其谋权利而已,于法律上国会会期任期,不生丝毫关系,应予绝对否认”。
1706783901
1706783902
邹鲁随后又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第二商榷书》,洋洋洒洒,大谈法律问题。武戏刚刚落幕,文戏又来了,真是一波接一波,高潮迭起。邹鲁得意地声称:“以前声势汹汹主张继续民六者,自我的第二商榷书发表之后,一变而寂然无声了。”由于民八议员拒绝开会,双方都扎硬寨,打死仗,丝毫不让,9月18日,国会干脆宣布第二届常会闭幕,大家一拍两散。
1706783903
1706783904
1706783905
国会现场:1911-1928 当时社会舆论普遍鄙视民八议员,认为他们无理取闹。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感叹,民八议员争所谓“正统”,洵属“令人肉麻”。他称这些民八议员为“失业可怜者”。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斗性韧性特强之人。最后需政府专门设立一个“政治善后讨论会”的机构,由国务总理出任会长,安置这些“失业者”,民八议员才渐渐软化。
1706783906
1706783907
纵观国会历史,从袁世凯时代至段祺瑞时代,在国会内不断制造事端,激起斗争,令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来来去去其实都是那一批议员,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情节。他们并不是“可怜者”,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要破坏北洋政府,而且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做到了。所以说,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半点关系都没有。
1706783908
1706783910
公民的觉醒
1706783911
1706783912
1922年的国会,与1913年的国会相比,已经差得很远了,与1909年的咨议局相比,更不可以道里计。梦想的玫瑰色早已淡去,再也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执守,甚至没有了法律的底线。人们常说,中国不能实行代议政制,因为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素质太差。那么,1909年的咨议局做得比1922年的国会好,是因为1909年的民众素质比1922年的民众高吗?难道民众的知识一年比一年少,素质一年比一年差?民众的素质,比政客们究竟差了多远?
1706783913
1706783914
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1919年前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各种法人团体、民间社团蓬勃兴起,大众媒体万花争艳,市民运动呈现波澜壮阔的势头,在和政府的进退颉颃之间,不断拓展社会合理性空间,从爱国、救亡,甚至地域、宗族等传统观念里,发掘道德资源,试图以道义力量参与政治,修复价值秩序。
1706783915
1706783916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很多民间力量,纷纷主动介入,前挽后推,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来,议会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而通过选举、委托议会来代表他们议政,如果国民个个是圣贤和经国之才,还要议会干吗?但现在许多议员的素质,却显得比普通国民还要低。
1706783917
1706783918
1921年10月5日,对军人、政客整天胡闹已极度失望的商人,以商会联合会名义在上海开会,讨论国是。几天后,教育会联合会也参加进来了,改为联席会议,名为“商教联合会”,呼吁召开全国各界的国是会议。章太炎是“商教联合会”的参与者之一,他把约法、国会、总统斥为“三蠹”,是民国以来祸乱的根源,“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无如此三蠹者”。偏激的言论,代表了民间郁积着强烈的怨气。
1706783919
1706783920
民国以后,战乱不停,每打一仗,军队人数就翻倍增加,军费开支就蹿升不止。在北京,各法团发起成立国民裁兵会,并与上海的商教联合会互通声气,谋求一致行动,“请全国各地,同时组织裁兵大会,鼓吹弭兵”,建议以京、沪、汉、广为集中点,各派代表共策进行。废督裁兵的呼声,在全国上下,有如素练横江,滚滚而来,势不可当,以致黎元洪复出时,都以它作为争取民心的口号。
1706783921
1706783922
1922年5月,农会、工会、银行、律师公会、报界公会、省议会6个团体相继加入,在上海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9人,代表14省区的八大团体,号称“八团体联合会”。主张先由各省自定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国宪,并且成立了“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成员有章太炎、张君劢、沈信卿、黄任之、张东荪、孙福基、杨春绿、崔遐庵等人。李剑农把它称为“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是的团体”。
1706783923
1706783924
1706783925
1706783926
1706783927
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图为直奉战争后,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的文人总统徐世昌。
1706783928
1706783929
7月,这个民间草宪委员会公布了两份宪法草案:一份为总统制,由张君劢执笔起草;一份为委员制,由章太炎执笔起草,供社会讨论。两份草案第一条都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7月22日、26日及8月23日连续开会讨论国宪草案,在8月15日通过报纸,公布了《国是会议表示对于国宪之意见》,要点有七项:一,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定国防军不过20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省政府岁出的20%;四,定各省军队改为民团;五,限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六,定现役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联省政府及省政府皆不得当选为省长;七,定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
1706783930
1706783931
章太炎主张根本废除国会,废除总统。他轻蔑地说:“纵令广州国会今再恢复于北京,其为藏垢纳污之薮如故也,其为趋势善变之人如故也。”按张君劢的理解,章太炎之所以主张委员制,“本不求其为善也,但求其不为恶而已”。他因而感叹:“立一法,创一制,必期其有益而垂诸久远,若法制之本无益可言,或本不期其有益也,则又何贵乎多此一番更张。”他也极痛恨国会议员太扶不上壁了,“忽东忽西如豢养群犬”¨。
1706783932
1706783933
7月22日,褚辅成在上海一家旅社,邀请各省旅沪名流,开了个明星大会,决定成立“联省自治促进会”。其宗旨是“从社会方面分道进行,以赞助国会议员与西南当局,期达实现联省自治政制而后已”。章太炎、柏烈武、尹昌衡等人都来了,一时高朋满座,星光闪烁。公推曹亚伯、朱湘溪、甘子言、钟伯毅、吴宗慈、褚辅成、李次山七人为筹备员。这个促进会分为议员与非议员两大组,针对当时广东北伐军和陈炯明的粤军正在粤北开战,各自质询政府,要求答复究竟有没有停止战争的诚意与能力。议员的质询电文,由吴宗慈起草;非议员的质询电文,由章太炎起草。
1706783934
1706783935
非议员的电文,是以章太炎、谭延闯、曹亚伯、朱树藩、赵铁桥等人的名义,发给吴佩孚的,措辞尖锐,警告这位“常胜将军”:“今之将帅,谁能久长,朝为元勋,暮为祸首,一朝颠仆,身名俱隳,足下自度能永为天之骄子否?勉速戢兵,庶免自焚之悔。”
1706783936
1706783937
知识界已经觉醒了。
1706783938
1706783939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班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创办《新青年》时,曾相约“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但时代迫使他们破戒了。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了,主编是胡适,但最早提出要办这份杂志的是地质学家、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创办者、名誉所长丁文江。丁文江是江苏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适由衷敬佩的知识分子。办这份杂志的目的,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这样写道:
[
上一页 ]
[ :1.706783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