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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邹鲁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商榷书》，这是文的攻势。《商榷书》大意说：约法上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条文，也没有限制国会开会地点的规定，所以总统不能解散国会，国会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集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民六国会，虽被政府下令解散，但这在法律上却不能发生效力；议员因而集会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并无违法的地方。那么法律一日有效，这些合法的行为，就不能无故作废，也没有理由可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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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邹鲁避而不谈，约法上也没有国会人数不足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的规定。民六议员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批评民八国会违法。非常国会本身既无法律依据，那么它解除部分议员职务及递补议员，也都是违法的了，递补议员连个当选证书都没有，哪来的议员资格?因此，民八国会只能称护法，不能称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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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辩解说：“开国会非常会议，是护法手段；开正式会议及宪法会议，是法律行动。”合法的就是法律行动，不合法的就是护法手段，这样纠缠下去，永无了局。盖因当初大家都违法了，现在则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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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就像“螃蟹笼里的政治”，一大堆螃蟹挤在小笼子里，钳子抓来抓去，谁能幸免?9月5日，宪法审议会开第五十五次会议，邹鲁要上演全武行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县制度如何规定”。焦易堂、邹鲁、谢持先后发言，把火力集中在王家襄身上，质问他：1919年在广州宪法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条文及审议会已经通过的地方制度各条文，议长根据何种理由、何种法律取消?本次会议为何不准护法议员代表进入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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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襄支吾其辞，最后被逼问得急了，演变成互相对骂。邹鲁等人一哄而上，扯住王家襄的衣服，把他拖得踉踉跄跄，跌倒在地，再饱飨老拳。王正廷也被人从台上揪了下来，大呼救命。议员们有的雉伏鼠窜，有的呐喊助威，有人上前劝架，有人爬到桌上看热闹。会议在一片混乱中散去，遗下一地的眼镜、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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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民八议员谢持、邹鲁、焦易堂、杭辛斋等数十人，在头发胡同六号开会，作出决议：一，设立护法议员办事处，推举谢持、邹鲁等人为干事；二，应邀出席国会的护法议员，在法律问题未解决之前，绝不出席。国会如战场，“不出席”是议员们的撒手锏。民八议员通电全国，声称所谓重开国会，只不过是“吴景濂及解职分子王家襄等私人行为，此四十余日之弄法，不过为其谋权利而已，于法律上国会会期任期，不生丝毫关系，应予绝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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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随后又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第二商榷书》，洋洋洒洒，大谈法律问题。武戏刚刚落幕，文戏又来了，真是一波接一波，高潮迭起。邹鲁得意地声称：“以前声势汹汹主张继续民六者，自我的第二商榷书发表之后，一变而寂然无声了。”由于民八议员拒绝开会，双方都扎硬寨，打死仗，丝毫不让，9月18日，国会干脆宣布第二届常会闭幕，大家一拍两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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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当时社会舆论普遍鄙视民八议员，认为他们无理取闹。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感叹，民八议员争所谓“正统”，洵属“令人肉麻”。他称这些民八议员为“失业可怜者”。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斗性韧性特强之人。最后需政府专门设立一个“政治善后讨论会”的机构，由国务总理出任会长，安置这些“失业者”，民八议员才渐渐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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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会历史，从袁世凯时代至段祺瑞时代，在国会内不断制造事端，激起斗争，令国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来来去去其实都是那一批议员，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情节。他们并不是“可怜者”，因为他们的本意，就是要破坏北洋政府，而且凭着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做到了。所以说，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与民众素质半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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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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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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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国会，与1913年的国会相比，已经差得很远了，与1909年的咨议局相比，更不可以道里计。梦想的玫瑰色早已淡去，再也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执守，甚至没有了法律的底线。人们常说，中国不能实行代议政制，因为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素质太差。那么，1909年的咨议局做得比1922年的国会好，是因为1909年的民众素质比1922年的民众高吗?难道民众的知识一年比一年少，素质一年比一年差?民众的素质，比政客们究竟差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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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1919年前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各种法人团体、民间社团蓬勃兴起，大众媒体万花争艳，市民运动呈现波澜壮阔的势头，在和政府的进退颉颃之间，不断拓展社会合理性空间，从爱国、救亡，甚至地域、宗族等传统观念里，发掘道德资源，试图以道义力量参与政治，修复价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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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很多民间力量，纷纷主动介入，前挽后推，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来，议会制度就是用来避免缺乏专业知识的国民直接民主，而通过选举、委托议会来代表他们议政，如果国民个个是圣贤和经国之才，还要议会干吗?但现在许多议员的素质，却显得比普通国民还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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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5日，对军人、政客整天胡闹已极度失望的商人，以商会联合会名义在上海开会，讨论国是。几天后，教育会联合会也参加进来了，改为联席会议，名为“商教联合会”，呼吁召开全国各界的国是会议。章太炎是“商教联合会”的参与者之一，他把约法、国会、总统斥为“三蠹”，是民国以来祸乱的根源，“约法偏于集权，国会倾于势力，总统等于帝王，引起战争，无如此三蠹者”。偏激的言论，代表了民间郁积着强烈的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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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战乱不停，每打一仗，军队人数就翻倍增加，军费开支就蹿升不止。在北京，各法团发起成立国民裁兵会，并与上海的商教联合会互通声气，谋求一致行动，“请全国各地，同时组织裁兵大会，鼓吹弭兵”，建议以京、沪、汉、广为集中点，各派代表共策进行。废督裁兵的呼声，在全国上下，有如素练横江，滚滚而来，势不可当，以致黎元洪复出时，都以它作为争取民心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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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农会、工会、银行、律师公会、报界公会、省议会6个团体相继加入，在上海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29人，代表14省区的八大团体，号称“八团体联合会”。主张先由各省自定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国宪，并且成立了“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成员有章太炎、张君劢、沈信卿、黄任之、张东荪、孙福基、杨春绿、崔遐庵等人。李剑农把它称为“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是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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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当总统时，对民间社会采取极宽松和开放的政策，开创了一个虽然显得粗粝，却十分热烈奔放的时代。图为直奉战争后，被曹锟、吴佩孚逼下台的文人总统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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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这个民间草宪委员会公布了两份宪法草案：一份为总统制，由张君劢执笔起草；一份为委员制，由章太炎执笔起草，供社会讨论。两份草案第一条都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7月22日、26日及8月23日连续开会讨论国宪草案，在8月15日通过报纸，公布了《国是会议表示对于国宪之意见》，要点有七项：一，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二，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三，定国防军不过20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省政府岁出的20％；四，定各省军队改为民团；五，限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六，定现役军人解职未满三年者，于联省政府及省政府皆不得当选为省长；七，定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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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主张根本废除国会，废除总统。他轻蔑地说：“纵令广州国会今再恢复于北京，其为藏垢纳污之薮如故也，其为趋势善变之人如故也。”按张君劢的理解，章太炎之所以主张委员制，“本不求其为善也，但求其不为恶而已”。他因而感叹：“立一法，创一制，必期其有益而垂诸久远，若法制之本无益可言，或本不期其有益也，则又何贵乎多此一番更张。”他也极痛恨国会议员太扶不上壁了，“忽东忽西如豢养群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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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褚辅成在上海一家旅社，邀请各省旅沪名流，开了个明星大会，决定成立“联省自治促进会”。其宗旨是“从社会方面分道进行，以赞助国会议员与西南当局，期达实现联省自治政制而后已”。章太炎、柏烈武、尹昌衡等人都来了，一时高朋满座，星光闪烁。公推曹亚伯、朱湘溪、甘子言、钟伯毅、吴宗慈、褚辅成、李次山七人为筹备员。这个促进会分为议员与非议员两大组，针对当时广东北伐军和陈炯明的粤军正在粤北开战，各自质询政府，要求答复究竟有没有停止战争的诚意与能力。议员的质询电文，由吴宗慈起草；非议员的质询电文，由章太炎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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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议员的电文，是以章太炎、谭延闯、曹亚伯、朱树藩、赵铁桥等人的名义，发给吴佩孚的，措辞尖锐，警告这位“常胜将军”：“今之将帅，谁能久长，朝为元勋，暮为祸首，一朝颠仆，身名俱隳，足下自度能永为天之骄子否?勉速戢兵，庶免自焚之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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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界已经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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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班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创办《新青年》时，曾相约“二十年内不谈政治”，但时代迫使他们破戒了。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了，主编是胡适，但最早提出要办这份杂志的是地质学家、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创办者、名誉所长丁文江。丁文江是江苏人，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适由衷敬佩的知识分子。办这份杂志的目的，用胡适的话来说：“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