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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51 在议事桌上,大家讨论的议题,都是与商界密切相关的,大家积极献可替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庄严表决。表决后,认真执行决议。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但如果团长认为所交议案窒碍难行时,可交回评议会复议。复议时也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表决,如评议会仍坚持原议,可召开全体团友大会解决。团长对突发事件有紧急处置之权,但须尽快咨交评议会追认。评议会的章程,任何人不得借故修改;如确有修改之必要,得由全体职员和团友大会公决修正。评议会制度,已彰显出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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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53 陈廉伯还组建起商团模范队,进行军事操练,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防止“军政”对他们“训政”的干扰,同时又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1920年11月,广东东江、西江和北江流域,同遭兵燹,陈廉伯担任会长的“粮食救济会”拨赈东江25万元,陈廉伯自己还捐了5000元。1921年夏,“两粤兵灾救济会”成立,陈廉伯被推举为会长。他还创办了志得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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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55 商团提倡国货、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粤省商团月报》,推广文化体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军乐队,每逢春节,组织同乐会,搭棚演戏,同欢同乐,使广东商团声名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拥护,商人踊跃加入,甚至有舆论称赞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六一六事变”后,商团主动走上街头,维持商场秩序和社会治安,把商人的损失减到最少,因此深得商人感戴,几天内报名入团的人数便增加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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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57 商人参与构建地方社会,组织社会自治,积累公共治理经验,凡此种种,都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最有效训练。孙文常说行“宪政”之前,必须经过“训政”阶段。然而,当官僚,政客、军人们还在“军政”阶段,刀光剑影、互相厮杀时,民间早已开始了自己的“训政”。其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方面负责人简琴石撰文指出,商人主宰国家政权已是不可逆转之时代趋势,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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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59 20世纪以后,政与商必不能分离而各立。吾国积弱之大原,即在于政商之分离。知其症结则不能不急起以救其病,故今日商界之要务,不在于资本不集,不在于商业知识之不充;所当速起以求者,即为团体之结合,参政之能力,政治实权之操握。务使政与商联为一气,若臂使指,运棹从心。夫然后商业可以扩张,国家可以商业之扩张,收其富弱之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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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61 那是政治最混乱的几年,也是社会最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几年。许多人以为,病患愈积愈深,终必有爆发的一日,政治烂到底的时候,就是中国浴火重生之时。因此,当一个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广东,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时,商人的自治,便是一场自救运动,必然会导向一个无可回避的结果——成立商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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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63 孙文曾经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详细解释革命路径。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当下仍处于军政时期。这样的分期,无疑切合当时中国的现实。但问题在于,训政是由谁训谁?如果说由官僚、政客去训民众,那实在太可笑了。十年共和,佳人迟暮,却还在西楼望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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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65 训政与宪政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的关系是“建房子”的关系,“建”就是训政,“房子”就是宪政。“建”是需要设计师、测量师、木匠、泥水匠、瓦匠共同合作的,设计师与泥水匠并不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投票选举、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这些都是公民自我训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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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67 但在孙文心目中,宪政需要通过一种“师生授受”的关系建立。他说:“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也就是说,民众是学生,革命政府是老师,在一个还没有宪政的课室里,教人民什么是宪政,教会了,学生从老师那儿领一张宪政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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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72 图为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展出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是孙文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对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的追求。他在该书中详细解释革命路径,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敢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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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74 陈炯明不赞成此说。他批评说:“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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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76 1921年2月,陈炯明写下《建设方略》一文,这是当时的执政者中,对联省自治运动唯一一篇全面系统的阐述文章,时隔多年之后才正式发表。陈炯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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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78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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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80 孙文是立足于“已然”,而陈炯明谈的是“应然”。虽然可以肯定,训政的初衷是好的,是从中国有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现实出发,深知人民缺乏必要的民主训练,遽然置身于民主共和时代,难免有盲人摸象之虞。需要有先知先觉者,教导他们如何行使民权,但可惜人们看到“已然”的现实是:“革命政府”愈教之,天下愈乱。当时报纸对南北的政治现状,有这样一段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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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82 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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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84 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佚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法团私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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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86 孙文企图借一些军阀、土匪、政客的力量,去实现他的理想,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徐世昌下台以后,中央政治愈趋懈弛混乱,政教衰息,无所归向,于是世道日坏,人心思变。诚如学者钱穆所说:“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联省自治的兴起,恒肇因于此。后来孙文也觉醒了,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引进苏俄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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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88 1922年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后努力歌》:“没有好社会,哪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哪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教育不良,哪有好政治?政治不良,哪能有教育?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不先破坏,如何建设?没有建设,如何破坏?这一套连环,又如何解得开呢?当年齐国有个君王后,不肯解一套玉连环,她提起金椎,一椎捶碎了。我的朋友们,你也有一个金椎,叫做‘努力’,又叫做‘干’!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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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90 知识分子,往往激情有余,任何事情到了他们嘴里,都仿佛易如反掌。但陈炯明就是“一金椎下去”砸错了地方,结果导致他的未来,孙文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全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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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92 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70]
1706784093 罗文干案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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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95 国会重开,黎元洪复职,在政坛上激起了一波更汹涌的浪潮。1922年9月由国际法学界知名学者王宠惠博士组阁,保定曹锟和洛阳吴佩孚两家的矛盾,由里及表公开化了。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追随者;王宠惠本人也站在洛阳(吴佩孚)方面。津保(曹锟、曹锐)方面的代言人,只有一个农商总长高凌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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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97 吴景濂内心莹澈,深知黎元洪是一个过渡总统,是因徐世昌突然下台,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用来撑一下场的。黎元洪的总统任期问题,张绍曾虽然作了法律解释,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依然有许多漏洞,必然会遭到议员炮轰。他认为,能够接替黎元洪做下届总统的,环顾政坛,段祺瑞,徐世昌、张作霖、孙文都不行了,只有曹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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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84099 吴景濂也“一金椎下去”,选择了支持曹锟,他相信这是为政局解套的唯一办法。对于目前内阁被吴佩孚控制的局面,必须改变,至少使保定方面多一点话语权。吴景濂放出风,总统把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讨论时,他们将会否决孙丹林和高恩洪两位总长。按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观察,“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他说,政界人士都知道国会与保定有这样一个谅解:“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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