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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事桌上，大家讨论的议题，都是与商界密切相关的，大家积极献可替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庄严表决。表决后，认真执行决议。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但如果团长认为所交议案窒碍难行时，可交回评议会复议。复议时也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出席及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表决，如评议会仍坚持原议，可召开全体团友大会解决。团长对突发事件有紧急处置之权，但须尽快咨交评议会追认。评议会的章程，任何人不得借故修改；如确有修改之必要，得由全体职员和团友大会公决修正。评议会制度，已彰显出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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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廉伯还组建起商团模范队，进行军事操练，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防止“军政”对他们“训政”的干扰，同时又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1920年11月，广东东江、西江和北江流域，同遭兵燹，陈廉伯担任会长的“粮食救济会”拨赈东江25万元，陈廉伯自己还捐了5000元。1921年夏，“两粤兵灾救济会”成立，陈廉伯被推举为会长。他还创办了志得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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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团提倡国货、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粤省商团月报》，推广文化体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军乐队，每逢春节，组织同乐会，搭棚演戏，同欢同乐，使广东商团声名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拥护，商人踊跃加入，甚至有舆论称赞陈廉伯是“中国的华盛顿”。“六一六事变”后，商团主动走上街头，维持商场秩序和社会治安，把商人的损失减到最少，因此深得商人感戴，几天内报名入团的人数便增加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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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参与构建地方社会，组织社会自治，积累公共治理经验，凡此种种，都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最有效训练。孙文常说行“宪政”之前，必须经过“训政”阶段。然而，当官僚，政客、军人们还在“军政”阶段，刀光剑影、互相厮杀时，民间早已开始了自己的“训政”。其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方面负责人简琴石撰文指出，商人主宰国家政权已是不可逆转之时代趋势，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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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后，政与商必不能分离而各立。吾国积弱之大原，即在于政商之分离。知其症结则不能不急起以救其病，故今日商界之要务，不在于资本不集，不在于商业知识之不充；所当速起以求者，即为团体之结合，参政之能力，政治实权之操握。务使政与商联为一气，若臂使指，运棹从心。夫然后商业可以扩张，国家可以商业之扩张，收其富弱之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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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政治最混乱的几年，也是社会最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几年。许多人以为，病患愈积愈深，终必有爆发的一日，政治烂到底的时候，就是中国浴火重生之时。因此，当一个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广东，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时，商人的自治，便是一场自救运动，必然会导向一个无可回避的结果——成立商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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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曾经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详细解释革命路径。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当下仍处于军政时期。这样的分期，无疑切合当时中国的现实。但问题在于，训政是由谁训谁?如果说由官僚、政客去训民众，那实在太可笑了。十年共和，佳人迟暮，却还在西楼望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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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政与宪政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的关系是“建房子”的关系，“建”就是训政，“房子”就是宪政。“建”是需要设计师、测量师、木匠、泥水匠、瓦匠共同合作的，设计师与泥水匠并不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投票选举、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这些都是公民自我训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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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孙文心目中，宪政需要通过一种“师生授受”的关系建立。他说：“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之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非此则必流于乱也。”也就是说，民众是学生，革命政府是老师，在一个还没有宪政的课室里，教人民什么是宪政，教会了，学生从老师那儿领一张宪政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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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展出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是孙文的主要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对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的追求。他在该书中详细解释革命路径，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敢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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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不赞成此说。他批评说：“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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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陈炯明写下《建设方略》一文，这是当时的执政者中，对联省自治运动唯一一篇全面系统的阐述文章，时隔多年之后才正式发表。陈炯明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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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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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是立足于“已然”，而陈炯明谈的是“应然”。虽然可以肯定，训政的初衷是好的，是从中国有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现实出发，深知人民缺乏必要的民主训练，遽然置身于民主共和时代，难免有盲人摸象之虞。需要有先知先觉者，教导他们如何行使民权，但可惜人们看到“已然”的现实是：“革命政府”愈教之，天下愈乱。当时报纸对南北的政治现状，有这样一段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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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护法而实无法。凡到过北京的人，大概总要承认。即未到过的，只看北京报纸的言论新闻，何等自由。昨日骂黎菩萨，今日骂高凌蔚，其余批评政府和监督政府，更触目皆然。可怜广州的言论界，战战兢兢，不敢出一大气，报馆则时常被封停版，记者则常怕枪毙和监禁。茶楼酒馆，高标“莫谈时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党的名号，不死于明诛，必死于私剑，用种种的暴力来钳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侧目，约法上言论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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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军阀互相打架，绝没有拉佚充兵，并肆行屠洗的惨剧。可怜在号称三民五权护法政府都城的广州市，日驱市民作炮挡子，大半一去不复返。故常见“披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的惨剧，约法上人民身体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尼庵僧堂，本属法团私产，尽被没收。可怜僧尼多无家可归，约法上信教自由的条文那里去了?剥夺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外，又于人民精神上加以种种损害，明开烟禁，公包杂赌，务使祸流数代。试问北京城里有这种黑状么?……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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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企图借一些军阀、土匪、政客的力量，去实现他的理想，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徐世昌下台以后，中央政治愈趋懈弛混乱，政教衰息，无所归向，于是世道日坏，人心思变。诚如学者钱穆所说：“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联省自治的兴起，恒肇因于此。后来孙文也觉醒了，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引进苏俄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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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后努力歌》：“没有好社会，哪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哪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教育不良，哪有好政治?政治不良，哪能有教育?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不先破坏，如何建设?没有建设，如何破坏?这一套连环，又如何解得开呢?当年齐国有个君王后，不肯解一套玉连环，她提起金椎，一椎捶碎了。我的朋友们，你也有一个金椎，叫做‘努力’，又叫做‘干’!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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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往往激情有余，任何事情到了他们嘴里，都仿佛易如反掌。但陈炯明就是“一金椎下去”砸错了地方，结果导致他的未来，孙文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全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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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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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干案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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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重开，黎元洪复职，在政坛上激起了一波更汹涌的浪潮。1922年9月由国际法学界知名学者王宠惠博士组阁，保定曹锟和洛阳吴佩孚两家的矛盾，由里及表公开化了。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追随者；王宠惠本人也站在洛阳（吴佩孚）方面。津保（曹锟、曹锐）方面的代言人，只有一个农商总长高凌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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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内心莹澈，深知黎元洪是一个过渡总统，是因徐世昌突然下台，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用来撑一下场的。黎元洪的总统任期问题，张绍曾虽然作了法律解释，但并没有真正解决，依然有许多漏洞，必然会遭到议员炮轰。他认为，能够接替黎元洪做下届总统的，环顾政坛，段祺瑞，徐世昌、张作霖、孙文都不行了，只有曹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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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也“一金椎下去”，选择了支持曹锟，他相信这是为政局解套的唯一办法。对于目前内阁被吴佩孚控制的局面，必须改变，至少使保定方面多一点话语权。吴景濂放出风，总统把内阁名单提交国会讨论时，他们将会否决孙丹林和高恩洪两位总长。按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观察，“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他说，政界人士都知道国会与保定有这样一个谅解：“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