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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的发言，既为学生辩护，亦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军人干政，国会内讧，阁潮迭起，在这个年初，呈愈演愈烈之势。对于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当初为了捧他上台，张耀曾做过法律解释，但实际上并未解决，现在要赶他下台了，又拿这个做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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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议员指出，黎元洪的任期，根本不应该从1917年离职补起，而只能补足洪宪帝制期间的83天和张勋复辟的7天，也有人反驳说，总统任期应该从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旧约法失效算起，到1925年9月才满。两派意见，针尖对麦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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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樵、吴莲炬等议员在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称黎元洪本次复职，为补足洪宪改元迄袁氏死亡之日，其任期只有160日，现在已超过175日，应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务，迅速组织总统选举会，先举新的大总统。议员在国会提出关于黎元洪任期的议案，多达二十几件，黎元洪的灾星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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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曹锟铺路，不仅黎元洪要下台，内阁也要下台。吴景濂在倒阁一事上，不遗余力，这固然因为吴景濂要为曹锟上台铺路，必须倒阁，据顾维钧的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吴景濂对张绍曾已感到失望，张曾经向吴许过几次愿，其中之一是张允诺任命吴的两个朋友为内阁阁员，后来都没有兑现”。坊间也有很多猜想，说吴景濂是想自己当国务总理。但国务总理比议长更风光吗?权力更大吗?抑或吴景濂对实现南北和平统一，有比别人更高明的办法?有许多利国利民的政纲，准备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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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内阁面对一件十分棘手的悬案，即举国瞩目的“金佛郎案”。事情起于1921年，以中法合办名义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翌年，法国政府强硬提出：中国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由该国通行货币（法郎，旧译佛郎）改用金价计算，因此中国要损失关银6500余万两，中国当然不能同意。而法国则以中国若不承认金佛郎案，法国国会就不通过中法银行复业案，并请各国驻华公使团命令海关总税务司扣留关余、盐余，案子悬而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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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曾内阁时期，黄郛任外交总长，尝试与法国交涉金佛郎案，国会要求总理张绍曾和外长到国会接受质询。在内阁成员眼里，国会简直是龙潭虎穴，张、黄二人和王宠惠一样，都是避之则吉。“事情闹得越来越厉害。”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结果金佛郎争议变成了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议。最后导致了黄郛将军的辞职。我认为国会甚至是要求黄辞职，因为他无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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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总长的辞职，意味着一出倒阁大戏由国会打了头炮，正式擂鼓开幕。4月下旬，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步军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人在北京组织军警官佐，以索饷为名，大闹总统府和内阁。冯玉祥在历史上，以倒戈出名，现在他要倒总统的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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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已山穷水尽，内债欠旧不还，国际信用不佳，已无通融余地。关余已指定为国内公债基金，全部被总税司扣下。目前所能争取的只有盐余一项，但国家支出激增，区区盐余，根本不敷应付，哪有余钱喂这些如狼似虎的军人。5月10日一早，冯玉祥、王怀庆在南苑开会，布置逼宫。紧接着，城里的交通突然断绝，到处布满了杀气腾腾的军队，政府再不给钱，军队就要暴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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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张绍曾辞职，躲到了天津。有报纸说他已精神错乱，在内阁会议上，口口声声“要念动真经请仙师赐我神斧斩尽群魔”。6月7日，京畿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倒阁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赶走总统了。一年前直系军人要徐世昌腾出总统府，现在要黎元洪腾出总统府，总统府好像他们的私家花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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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陆军检阅使署、卫戍司令部、第九师、第十三师、步军统领衙门、宪兵司令部、警察厅、军警督察处等十一个机关三百多人，佩刀入新华门，气势汹汹包围了总统府颐年堂，指名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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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年堂是总统的办公室，从前是皇帝设宴赏赐王公宗亲的地方。黎元洪一脸疲态，对军人们说：你们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众人叫嚷：“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总统做主，发还欠我们的军饷。”黎元洪无奈地回答：“现在无论如何，一两天内一定会有新内阁成立，我一定找出能够筹出四五百万元的财政总长。旧历五月三日，我一定有饷发给你们。你们尽可安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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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内阁却迟迟产不出来。黎元洪和吴景濂商议，可否让顾维钧出面组阁，但“卒以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黎元洪被政客们玩得团团转。章士钊活灵活现地描述了吴景濂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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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陂之被围于东厂胡同也，日征景濂咨以大计，景濂或则不至，或则至而无言，座客惶急，不知所出，景濂仰卧沙发，鼾声微动，脑满肠肥，得未曾有，若预知政变之将何出而为态绝闲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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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一百多名军官化装成平民，在天安门前搭起讲台，摇旗呐喊，散发传单，召开所谓“万人国民大会”。演讲者轮流上台，滔滔不绝，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说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当引咎辞职。冯玉祥、王怀庆又出幺蛾子，向总统递交辞呈，声言对治安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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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以愤懑的笔触，描述当时的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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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而10日午后，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闯入住宅，包围索饷。3时，复有自称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接踵围宅，将近千人，手执“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谕，均不见听，并推举代表军官二十余人，守索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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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任何人都难以承受。黎元洪作为一国总统，一年前才被人连哄带骗地出山，竟是为了今天受此奇耻大辱，内心不免充满着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愤懑之情。黎元洪不断在报纸发表通电，把京中的情形，不厌其详地对外公布，希望能博得外界同情，尤其希望吴佩孚为他说句公道话。但他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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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起草委员、众议员刘楚湘，与吴景濂同属民宪同志会成员，在许多政策上，本应取一致立场。但他也看不下去了，跑去问吴景濂：“国会是国家法律主权机关。当兹政潮，危及国本，君领袖我辈，何不发一言，画一策?君纵不为黄陂（黎元洪）计，宁不为国家为国会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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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含糊其辞回答：“我不为黄陂帮忙，亦不为曹锟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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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楚湘直截了当地说：“君之此言，即为曹锟帮忙。然曹锟亦为君所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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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面带愠色，二人不欢而散。刘楚湘喟然长叹：“是吴之误国，并误曹氏，实利令智昏，诚百喙莫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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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局混乱至此，曹锟、吴佩孚、国会都不说话，作壁上观，冯玉祥等人已决心不让总统体面下台，只要能使总统难堪的，无所不用其极。黎元洪本来就是天资悖悖、威仪不恪的长者，除了含垢下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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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黎元洪签署了几道命令：准总理张绍曾免本职，外交、内务、陆军、司法、教育、交通、财政等各部总长，准免本兼各职，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撇，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辖；申讨毁法乱政者。然后致函国会称：“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他将总统印信交给姨太太，收藏到法国医院，自己乘火车逃离北京，前往天津。当火车开动的一刹那，他几乎瘫软下来，一年来在北京的遭遇，就像一场醒不过来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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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政府究竟干了什么?国会究竟干了什么?可以说什么正事也没干，整天就在组阁、倒阁之间来回倒腾。仅内阁总理，就换过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张绍曾等人，各部总长更像走马灯一样，上场下场，转换不停。国会除了开没完没了的制宪会议、一心一意向国务院索要经费之外，也是别无所务。军阀们对国家作过什么贡献，就更不必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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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年政客、兵痞们的恶俗表演，也给了国人另一个启示——其实没有了总统、段有了总理、没有了总长、没有了议员、没有了大将军，太阳一样会每天升起，春夏秋冬一样会正常轮替，老百姓一样可以生活，这个国家也一样可以运转。或许，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风行一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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