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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下午，两院议员举行会合会，签到的议员有560人，但其中80多人签完名后，赖在休息室，无论怎么催请，就是不进会议厅。他们说，如果是开谈话会，我们就去，如果是开正式会，我们就不去。吴景濂无奈，只好改为开谈话会，派人把休息室的议员请进来，但七请八请，只进来少数，吴景濂又改口说开正式会。于是，大家又为本次会议不足议员半数，到底能否举行，争得不亦乐乎。然后有人质疑：解释总统任期、总统辞职问题，究竟是国会的职权，还是宪法会议或总统选举会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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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讨论疑问愈多，这样下去，从夏至讨论到立秋，也未必会有结果。马骧议员满头大汗，急不可待地上台说：“本席提议。自13日起，黎元洪所发命令概不生效。”当场有两百多人附议，通过。继而骆继汉议员又提议：“大总统既已离职出京，则国会主张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办理，是当然的办法，无反对余地，请主席付表决!”吴景濂随即请议员表决，在场472名议员，有354人起立赞成，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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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会合会的合法性，大受质疑，反对派议员纷纷离京，发表《离京宣言书》，宣布：“国会在北京此时政情之下，其机关已陷于被围状况，其信用已濒于破产地位。爰自6月15日起，相率陆续离京，别谋建树。凡当世所以诟病国会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何见教，无不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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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集结在天津、上海两地的议员，号称有张继、汤漪，韩玉辰、章士钊、焦易堂、谢持、冯自由、马君武、吕复、徐兰墅、田桐、彭养光等数百人，据9月15日的统计，在津议员有503人，在沪议员有385人。其中不少是中国国民党、政学会、研究系、讨论会、民治社、匡庐、明社等团体的中坚分子。然亦有一些只是列名，实际上已脱离了议员身份，如邹鲁也在宣言上署了名，但当时他正在广州，准备就任广东财政厅长一职。而张继在家中丁忧，人不在上海，也不在天津。离京议员的川资和生活费用，全部由黎元洪、卢永祥、张作霖三方设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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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在天津的议员都到了黎元洪的寓所开会。推举章士钊、吕志伊、田桐3人到上海联络，为黎元洪南下打前站。章太炎也赶到了天津，向黎元洪进了缓急二策：“急策，黎公先行，议员随至；缓策，议员先行，黎公随至。”他认为“黎公先行”是上策，但黎元洪却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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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辅成联合两百多名反对派议员，发表宣言书，列举了两院会合会的十大违法罪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遍查民国法规，都没有“两院会合会”这样的机构，但这次通告开两院会合会，俨然一种独立的机关，究竟是根据哪条法规?如果它不是一个独立机关，那它的决议有什么约束力?它凭什么宣布总统的命令无效?它自己没有印信，凭什么擅钤两院印信?由于它本身不是一个正式的合法机关，它的一切决议，也只能视作“私室谈心”，没有法律的约束力。离京议员“敬告”两院同人，“约以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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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彼毁法乱纪者，欲伪托法律正统之计画既不能售，则必出以非常之手段，冀我同人勿一误再误，再陷于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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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人等以北京首都之地，不能自由行使职权，故移沪集会。冀我同人联翩戾止，俾足宪法会议人数，以成未竟大业，勿再保留一部分在京，致负破坏宪法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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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分崩离析，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所持以未分裂而谋统一者，唯此国会耳，冀我同人勿再逞意气而分党见，使国会亦成一分裂对抗之局，愈陷国家于不可收拾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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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早呈分崩离析之局的，正是国会。自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国会时存时亡，时而两个，时而三家，几乎没有统一过几天，而议员犹自称国会是国家统一的最后堡垒，岂不是笑话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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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京议员面对四面八方的抨击，也极感委屈，尝作不平之鸣：“环顾同人留京者，制宪费外，未尝多获分毫。事畜所资，车马所费，长安不易，几告在陈，狼狈情形，有目共睹……呜呼同人，力维大局，死守善道，若此犹被鬻身之诮，贻猪仔之讥，则天下真无是非公道可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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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20日的议员谈话会上，吴景濂也与大家“约以六事”：一、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二、绝不做法外举动；三、不受外界任何之压迫；四、宪法会议及总统选举，应双方并进；五、岁费与出席费，俱经国务会议通过，已有切实之保障，不致发生问题；六、制宪为国会唯一天职，所望同人努力合作，期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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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山东籍议员丁世峄，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给吴景濂，劝他设法纠正会合会的违法之举。丁世峄，出生于山东巨富之家，从政之余，醉心学问，书法尤佳，有“南吴（昌硕）北丁”之称。他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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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等与兄患难相共有日矣，区区人格，区区顾全法纪之心，当为高明所久知。弟等素以此自矢，窃愿兄亦以此自励焉。破坏法律，以附和军警流氓之所为，纵一时依傍他人势力，人无如我何，独不顾天下万世之公论乎?辱在知交之末，敢附忠告之义。区区微忱，尚希谅察。如何设法纠正，幸以赐教，弟等窃所乐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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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誓不再作亡命之想”的吴景濂，这时已全副身心投入到总统大选的筹备工作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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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楚湘领衔的132名离京议员，6月27日致函吴景濂，请其停开宪法会议。但吴景濂若无其事，依然每周三次宪法会议照开，直到因人数不足而流会为止。从他6月底给褚辅成等人的一封信，可以读到一种死心塌地、义无反顾的冷静。在信中，他以淡淡语气告诉离京的议员们：“刻下都中秩序如常，各方面对于国会均极尊重，宪法会议照常开会，毫无恐怖之虞，同人等尽可自由发表意思（见），行使职权。”言下之意，有你们在，地球会转；没你们在，地球一样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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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强国会时代的终结 （1923.7—1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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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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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23日，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通电欢迎国会到上海制宪。但就在军人政客们一再表示欢迎国会南下的同时，上海总商会也召开会员临时大会，通过四项议决案：一，否认现在北京非法摄政内阁，不承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二，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加意保护外人，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三，现在国会不能代表民意，不能认为有效；四，关于以上种种问题，组织一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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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上海民治委员会成立，为这个混浊黑暗世界，带来最后一点微弱的韶光淑气。尽管他们不能阻挡国会到上海开会，不能从法律上推翻这个国会，但他们已经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正因为有民间社会的存在，才令人不致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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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议员推举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先行到上海筹备一切。租下上海县（上海县成立于1292年，1927年国民政府撤上海县建上海特别市）西城外斜桥湖北会馆做两院的议场。议员们陆续从天津汇集到上海。洎7月中旬，据褚辅成报告，在上海报到的议员实数317人，已领会费288人，在天津已决定赴上海的37人，东北三省已来的议员63人，只要从北京再多来100多议员，人数即可过半，可以合法开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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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上海的议员，有些人领到钱以后，又返回了北京，也有些各散东西，回老家的回老家，游山玩水的游山玩水，国会能否在上海正式开会，依然是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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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国会在上海湖北会馆举行。“移沪集会式”，200多名议员出席，章太炎也作为嘉宾出席了，由年纪最长的凌鸿寿老先生任主席。会议发表对内和对外宣言，宣布一俟议员人数足够法定，即开正式国会。“留京议员，陷于强暴，即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义，与各国订何项条约，磋商何种借款，吾国会概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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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突然有几十名民八议员，在凌钺率领下，闯到会场，高呼决不承认黎元洪为合法大总统，令会场一度混乱。刘楚湘急忙劝他们，这次同人南下。原为拆曹锟大选之台而来，而拆曹锟大选之台，当然以北京国会民六议员为主体。如果改为继续广州国会，则留京议员就有借口不来了。既然民六、民八议员在反对曹锟大选这件事上宗旨相同，何妨为国牺牲，勿争此席，致误国事。董昆瀛议员继而发言，称同人南下，恒为“讨贼戡乱”，无论民六、民八议员，都是“心在国家，当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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