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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国会已处于“不解而散”的状态。非常会议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自称“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之国会议员组织之”。非常会议属于临时性的立法机关，不设议长，设行政委员会，由各省议员互选一人充任委员，执行一切事务，开会时由行政委员依次担任主持。希望以此为国会留住最后一点香火。12月10日，召开大会，各省推举出行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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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下午，王用宾、沈钧儒等6位议员代表，再到铁狮子胡同和执政府交涉，他们向段祺瑞说明，某些议员有罪不等于国会有罪。国会机关问题应留待国民会议解决。段祺瑞断然答复，这次是革命，约法和国会应该同时消灭。十三年来内乱不断，都是约法造成的。曹锟公布宪法，早就革了约法的命，现在再来革曹锟的命，消灭他的宪法。但约法和国会，早已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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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从执政府出来后，听到更骇人的消息，段祺瑞已拟就三道命令，准备发表：一，撤销曹锟公布的宪法；二，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解散国会。议员们大惊失色，12月15日开紧急大会，讨论应对办法。有议员气愤地说，如果解散国会，“中华民国”四字，从此不能再用，更不能继续民国十三年的年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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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愤激的声音，为国会的末日增添了几分悲凉的意味。北京《晨报》以《旧国会已达最后五分钟》为标题，报道了这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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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非常会议继续开会，众人情绪更加激越，议员中不乏忠介耿直之士，恒怀着一种殉国会、殉宪法的悲壮情绪，一致宣称：如果取消国会，他们将立即通电，不承认执政府，坚守约法，誓到最后一分钟。由于议员们反应激烈，当晚段祺瑞在执政府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否下令取消约法、国会。讨论至凌晨4时，终以多数意见主张“俟召集国民会议后，交付解决”，三道命令被暂时搁置。但距离“最后一分钟”，已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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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善后会议条例》，1925年2月1日，召集全国各地军民代表，以及名流耆宿，“有大功劳于国家”和“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人士，在北京开“善后会议”，共谋和平统一。受邀者130余人，刘以芬说：“不投票议员，多延揽为善后会议会员，及善后会议中之专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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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也已同意北上与会，但要求接纳民间九种团体的代表参加，提出军、财要政须由国民会议解决。段祺瑞慨然应允，于1月29日电聘各地总商会、各省区教育会、省议会、农会领袖为专门委员，对大会议案有审查修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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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月1日善后会议开幕时，国民党代表却大部分缺席，造成善后会议又告流会。和平协商之难，难于上蜀道。如果连第一次会议都不愿出席，又何必接受代表资格呢?当初一口拒绝不就结了?经多方疏通，直到2月13日，始凑足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数，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赵尔巽为主席、汤漪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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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讨论的议题，林林总总，虽然都很重要，但由于善后会议本身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一切流于空谈，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唯一令举国震撼的，则为3月12日孙文在北京逝世。他北上时，非常会议一度寄予厚望，希望在孙文的支持下，仍可以像1917年那样，高揭“非常国会”的堂堂之旗。因此，孙文甫抵天津，非常会议便派出彭养光、王用宾等议员，前往天津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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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诚如刘以芬所说：“盖段（祺瑞）对国会，本极憎恶。孙中山先生此时亦已放弃法统论，而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奉张则于此问题，素不十分重视。三角同盟之领袖，其态度既已如此，即令无贿选罪名，而国会能否保存，尚属疑问，况自贿选以后，又为全国所共厌弃乎?”实际上，孙、段、张三派对国会的看法，一以贯之，用两个字概括：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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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孙文这次入京，因肝病恶化，健康状况日坏，已再无精力应付繁剧。他名为参加善后会议，却未能和政府举行任何实质的和平谈判。病危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次放弃两广北上，实为和平统一而来，我所主张的统一方法，就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现在为病所累，未竟全功，不无遗憾。希望诸位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那我死也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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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逝世后，国会非常会议于3月14日开特别会议，决议照国葬条例第一条第一项“有大功劳于国家”的规定，请政府对孙文崇以国葬，并经执政府于19日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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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一去，议员想重走1917年之路的希望完全破灭，国会进入最后一分钟矣。段祺瑞提出由拒贿议员组织“建设委员会”，放弃“非常会议”名义。4月21日，善后会议闭幕。四天后，段祺瑞下令取消参、众两院。警察厅随即查封、接收了参议院。当天下午，非常会议预定在参议院开会，也因警察阻拦，不准入内，被迫取消。4月26日，议员们秘密聚议，认为“建设委员会”纯属敷衍、安插的闲赘机关，相继拒绝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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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曾经在国会中全力抵制的金佛郎案，亦于4月12日，由执政府与法国公使订立条约，承认用金元偿还对法之庚子赔款，作为退还被总税务司扣留之1600万元关余盐余的条件。依当时佛郎汇兑率平均价格计算，中国将增加国库负担8000余万元之巨。签约一帆风顺，再也没有国会的聒噪了，原来左冲右突，杀不出重围，如今忽然空空荡荡，如入无人之阵，但没有人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国家的前景，反而变得愈加迷离惝恍，不可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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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政府公布《建设会议条例》，成员为“由临时执政聘任参众两院不参加贿选之议员充之”，其职责为讨论建设大计，拟订方案、备临时政府之抉择。国会历尽波折，备尝艰难，兜兜转转十几年，又走回到咨议局的起点上了，末了只能给政府提供咨询。由于部分议员拒绝加入，建设会议迟迟不能成立，5月15日的《大公报》悲观预言：“建设会议恐仍无完成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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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是议员们与段祺瑞分庭抗礼，实际上，议员们已无路可走。南方国民党在完成改组之后，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成为赤旗飞舞的世界，上海刚刚经历一场战争，满目疮痍，奉军坐收渔人之利，进据上海、南京，与直系的孙传芳形成对峙。四方骚然，天下崩析，有如重现两千年前秦项乱世，哪里还有国会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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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会议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非常会议于6月5日发表通电，谴责列强。蔑视公理人权，断然出此残杀之横行”。这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留在历史上的最后声音，时间的指针悄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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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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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民国宪政为何失败 （1925.7—19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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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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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运动急遽退潮。浙江的“九九宪法”公布后，一直未能实施。到了1923年初，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宪法草案，俗称“三色宪法草案”，准备交由全省投票公决采用哪一个宪法。但由于种种障碍无法克服，投票迟迟不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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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3年，6月13日的北京政变，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使浙江自治运动出现了一个小阳春，舆论呼吁从速公布省宪，以应付时局危机，但也有一派意见仍主张试办自治，以作为一种过渡办法。7月2日，各公团通过自治大纲，预备设立临时议会，为临时立法机构，并设省宪筹备处，筹备省宪进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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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24年1月，浙江省议会总算议决《浙江省自治程序法》与《浙江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咨请省长公布。公布后又一直拖到8月1日，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才正式成立，由每县县议会选出1人，省议会选出37人，各法团选出37人组成。自治法似乎已到了临盆阵痛阶段，可惜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下台，浙江的自治运动，又告行人止步，空忙一场。广东的自治运动，亦因陈炯明的下台，人亡政息。1924年，孙、陈两军在东江交战，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还有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空军、军校、教导团之类的建制，云集广东，各自画地为牢，坐地瓜分，开烟赌、设娟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原来的民选县长，全部推翻，重新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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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打仗，便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南北皆然。1918年，段祺瑞南征，打了10个月，耗费8400余万元。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仅奉军方面就耗费2400万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共耗费3.5亿元。当初陈炯明奉命打广西，战役规模并不大，仅广东方面，就耗费400余万元。北洋政府还可以向外国贷款，而南方则困难得多，唯有向民间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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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为了筹措军费，罗掘俱穷，乃至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各行厘金已预征到1930年，地丁钱粮预征到1928年；征收种种苛细杂捐，名目繁多，多至百余种，民不堪其苦，于是又引发了政府与商人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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