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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孙文这次入京，因肝病恶化，健康状况日坏，已再无精力应付繁剧。他名为参加善后会议，却未能和政府举行任何实质的和平谈判。病危之际，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次放弃两广北上，实为和平统一而来，我所主张的统一方法，就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现在为病所累，未竟全功，不无遗憾。希望诸位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那我死也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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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逝世后，国会非常会议于3月14日开特别会议，决议照国葬条例第一条第一项“有大功劳于国家”的规定，请政府对孙文崇以国葬，并经执政府于19日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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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一去，议员想重走1917年之路的希望完全破灭，国会进入最后一分钟矣。段祺瑞提出由拒贿议员组织“建设委员会”，放弃“非常会议”名义。4月21日，善后会议闭幕。四天后，段祺瑞下令取消参、众两院。警察厅随即查封、接收了参议院。当天下午，非常会议预定在参议院开会，也因警察阻拦，不准入内，被迫取消。4月26日，议员们秘密聚议，认为“建设委员会”纯属敷衍、安插的闲赘机关，相继拒绝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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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曾经在国会中全力抵制的金佛郎案，亦于4月12日，由执政府与法国公使订立条约，承认用金元偿还对法之庚子赔款，作为退还被总税务司扣留之1600万元关余盐余的条件。依当时佛郎汇兑率平均价格计算，中国将增加国库负担8000余万元之巨。签约一帆风顺，再也没有国会的聒噪了，原来左冲右突，杀不出重围，如今忽然空空荡荡，如入无人之阵，但没有人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国家的前景，反而变得愈加迷离惝恍，不可预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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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政府公布《建设会议条例》，成员为“由临时执政聘任参众两院不参加贿选之议员充之”，其职责为讨论建设大计，拟订方案、备临时政府之抉择。国会历尽波折，备尝艰难，兜兜转转十几年，又走回到咨议局的起点上了，末了只能给政府提供咨询。由于部分议员拒绝加入，建设会议迟迟不能成立，5月15日的《大公报》悲观预言：“建设会议恐仍无完成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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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是议员们与段祺瑞分庭抗礼，实际上，议员们已无路可走。南方国民党在完成改组之后，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成为赤旗飞舞的世界，上海刚刚经历一场战争，满目疮痍，奉军坐收渔人之利，进据上海、南京，与直系的孙传芳形成对峙。四方骚然，天下崩析，有如重现两千年前秦项乱世，哪里还有国会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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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会议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非常会议于6月5日发表通电，谴责列强。蔑视公理人权，断然出此残杀之横行”。这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留在历史上的最后声音，时间的指针悄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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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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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民国宪政为何失败 （1925.7—19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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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国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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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运动急遽退潮。浙江的“九九宪法”公布后，一直未能实施。到了1923年初，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宪法草案，俗称“三色宪法草案”，准备交由全省投票公决采用哪一个宪法。但由于种种障碍无法克服，投票迟迟不能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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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3年，6月13日的北京政变，大大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使浙江自治运动出现了一个小阳春，舆论呼吁从速公布省宪，以应付时局危机，但也有一派意见仍主张试办自治，以作为一种过渡办法。7月2日，各公团通过自治大纲，预备设立临时议会，为临时立法机构，并设省宪筹备处，筹备省宪进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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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24年1月，浙江省议会总算议决《浙江省自治程序法》与《浙江省自治法会议组织法》，咨请省长公布。公布后又一直拖到8月1日，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才正式成立，由每县县议会选出1人，省议会选出37人，各法团选出37人组成。自治法似乎已到了临盆阵痛阶段，可惜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下台，浙江的自治运动，又告行人止步，空忙一场。广东的自治运动，亦因陈炯明的下台，人亡政息。1924年，孙、陈两军在东江交战，几十万滇军、桂军、粤军、豫军，还有各路赣军、陕军、攻鄂军、建国军、海军、空军、军校、教导团之类的建制，云集广东，各自画地为牢，坐地瓜分，开烟赌、设娟寮、铸毫银、截税抽饷，无所不为。原来的民选县长，全部推翻，重新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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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打仗，便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南北皆然。1918年，段祺瑞南征，打了10个月，耗费8400余万元。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仅奉军方面就耗费2400万元，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共耗费3.5亿元。当初陈炯明奉命打广西，战役规模并不大，仅广东方面，就耗费400余万元。北洋政府还可以向外国贷款，而南方则困难得多，唯有向民间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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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为了筹措军费，罗掘俱穷，乃至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各行厘金已预征到1930年，地丁钱粮预征到1928年；征收种种苛细杂捐，名目繁多，多至百余种，民不堪其苦，于是又引发了政府与商人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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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事件，对自治运动是最致命的一击。革命政府以商团反对政府为由，施以武力打击，军队火烧西关，广州商业最繁荣的桨栏路、杨巷、西堤二马路、十七甫、第四甫、上九甫、太平路，龙滓路一带，全部化作瓦砾废墟。策划此事的英籍华人买办陈廉伯遭到政府通缉，逃往香港。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商人自治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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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制定并公布和实施了省宪法的省份。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后，吴佩孚对湖南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自治，湖南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宪运动”，南北几乎再次兵戎相见。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双方各让一步，最后协定湖南可以保留省宪法，但必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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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湖南22个县的县议会联合通电提出修宪要求。直到9月，修宪案终于获得省议会和县议会签署的法定人数，省议会在9月27日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草案》的修正案。10月10日，湖南修订宪法会议正式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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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华民国宪法》已公布，湖南亦根据宪法，对省宪进行相应的修订，以求符合宪法要求。但省议会确立了修宪的三大原则：一，保持三权鼎立的精神；二，不得废除省务院长制；三，官吏任免，在合法政府未成立时，不能受中央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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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北方政局却由于贿选问题极其动荡。湖南修宪虽然完成，但已是六月棉胎秋后扇，没人要了。湖南内部一片风雨飘摇，战火四起，原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广东革命政府暗通款曲，发动政变，在1926年把赵恒惕赶下了台。不久，南方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金戈铁马，杀入湖南。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完美的省自治样板，遂在遍地枪炮声中，全盘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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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制是否不适用于中国?这个疑问，在清末民初，当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不是一个问题。那时人人认为立宪是解决中国一切疑难杂症的唯一良方，仿佛中国朝可立宪，夕可富强。回想当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全国城乡一片欢呼，鞭炮声从白山黑水，一直响到珠水云山。资政院、咨议局，以及民国初创时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呱呱坠地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戴，议员们站在历史舞台上，何等庄严，何等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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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不见成熟长进，反而沦落到如斯田地?为什么在欧美的良制，一入中国，便非橘而枳，难道中国真的不适合代议政制?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苦苦追问。章太炎自称早就不赞成代议政制，只不过因国会两度解散，他担心批评国会，会被误认为替军阀张目，不得不三缄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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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乎联省自治运动勃兴，世风丕变，章太炎不再沉默，奔走南北，手书121说，一再公开主张废除国会。他的基本构想是：恢复给事中，负监督政府之责，恢复监察御史，负监督官吏之责，官吏经弹劾查办，已受行政处分后，如果还有刑事余罪的，则交由法官审判；召开国民大会，负制宪之责。这种主张，由古文学家提出来无妨，但放到现实中，除非恢复君主立宪，否则真不知从何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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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议员的章士钊曾写《论代议政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再论代议制》、《三论代议制》等文章，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是农业国，与欧洲工业国不同。章士钊断言，代议政制在欧洲也已式微，现在全世界都在试图“逃工归农”，中国为什么要逆向求诸工业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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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吾本农业国，向无政党恶物，伪代议制初立，又一蹴即倒。好自为之，固世界之乐园，而外人求之不得者，今乃无事自扰，舍吾数千年哲人贤士之所示教不讲，徒越数万里外，于他人自为其国不得不云尔之诸说中，捋挎何许，则视若可兰福音，不加询察而奉受唯谨，此诚所谓大惑不解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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