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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为了筹措军费,罗掘俱穷,乃至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各行厘金已预征到1930年,地丁钱粮预征到1928年;征收种种苛细杂捐,名目繁多,多至百余种,民不堪其苦,于是又引发了政府与商人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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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商团事件,对自治运动是最致命的一击。革命政府以商团反对政府为由,施以武力打击,军队火烧西关,广州商业最繁荣的桨栏路、杨巷、西堤二马路、十七甫、第四甫、上九甫、太平路,龙滓路一带,全部化作瓦砾废墟。策划此事的英籍华人买办陈廉伯遭到政府通缉,逃往香港。这一事件,彻底粉碎了商人自治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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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联省自治运动中,唯一制定并公布和实施了省宪法的省份。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后,吴佩孚对湖南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自治,湖南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护宪运动”,南北几乎再次兵戎相见。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双方各让一步,最后协定湖南可以保留省宪法,但必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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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湖南22个县的县议会联合通电提出修宪要求。直到9月,修宪案终于获得省议会和县议会签署的法定人数,省议会在9月27日通过了《宪法会议组织法草案》的修正案。10月10日,湖南修订宪法会议正式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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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华民国宪法》已公布,湖南亦根据宪法,对省宪进行相应的修订,以求符合宪法要求。但省议会确立了修宪的三大原则:一,保持三权鼎立的精神;二,不得废除省务院长制;三,官吏任免,在合法政府未成立时,不能受中央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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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北方政局却由于贿选问题极其动荡。湖南修宪虽然完成,但已是六月棉胎秋后扇,没人要了。湖南内部一片风雨飘摇,战火四起,原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与广东革命政府暗通款曲,发动政变,在1926年把赵恒惕赶下了台。不久,南方国民政府誓师北伐,金戈铁马,杀入湖南。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完美的省自治样板,遂在遍地枪炮声中,全盘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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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制是否不适用于中国?这个疑问,在清末民初,当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不是一个问题。那时人人认为立宪是解决中国一切疑难杂症的唯一良方,仿佛中国朝可立宪,夕可富强。回想当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全国城乡一片欢呼,鞭炮声从白山黑水,一直响到珠水云山。资政院、咨议局,以及民国初创时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呱呱坠地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戴,议员们站在历史舞台上,何等庄严,何等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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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过了十几年的奋斗,不见成熟长进,反而沦落到如斯田地?为什么在欧美的良制,一入中国,便非橘而枳,难道中国真的不适合代议政制?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苦苦追问。章太炎自称早就不赞成代议政制,只不过因国会两度解散,他担心批评国会,会被误认为替军阀张目,不得不三缄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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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乎联省自治运动勃兴,世风丕变,章太炎不再沉默,奔走南北,手书121说,一再公开主张废除国会。他的基本构想是:恢复给事中,负监督政府之责,恢复监察御史,负监督官吏之责,官吏经弹劾查办,已受行政处分后,如果还有刑事余罪的,则交由法官审判;召开国民大会,负制宪之责。这种主张,由古文学家提出来无妨,但放到现实中,除非恢复君主立宪,否则真不知从何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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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议员的章士钊曾写《论代议政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再论代议制》、《三论代议制》等文章,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是农业国,与欧洲工业国不同。章士钊断言,代议政制在欧洲也已式微,现在全世界都在试图“逃工归农”,中国为什么要逆向求诸工业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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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吾本农业国,向无政党恶物,伪代议制初立,又一蹴即倒。好自为之,固世界之乐园,而外人求之不得者,今乃无事自扰,舍吾数千年哲人贤士之所示教不讲,徒越数万里外,于他人自为其国不得不云尔之诸说中,捋挎何许,则视若可兰福音,不加询察而奉受唯谨,此诚所谓大惑不解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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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结论是:“一言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今图改革,请从农始。”姑勿论全世界都在“逃工归农”这个结论对不对,但改革要从农村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同,但关键在于,往哪里改?有人要往工业国改,步武欧美;有人要往三代之治改,回归传统;有人则想把三代之治与欧美文明调和成一体,那些说儒家也是共和的,便属此类。章士钊也是主张新旧调和的,孙文早年也有类似主张,他曾说过:“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三代之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挥之不去的玫瑰梦,但梦就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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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是在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制定的,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根据斗争的需要,他时而肯定约法,时而否定约法。他说过法律“在今日已成军阀攘窃之资”,但他也说过袁世凯、张勋的失败,全凭约法“戢奸雄之野心而止邪辟之乱萌”。但约法迟迟变不了宪法,“考其经过,则妨害捣乱,使宪法不能告厥成功者,皆为不利有宪法之人,其人即假借武力,敢为国民之公敌者也。不是之咎而咎国会,何其妄耶。”也就是说,由于军阀破坏,制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事实上,不喜欢宪法的大有人在,何止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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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也指出,代议制有严重的缺陷,是一种过渡性的政制。他说:“民权国者,为人民共治之国家,故亦日众民政治(但如代议制之民权国,非由人民直接参与政权者,尚不得谓纯粹之众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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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如何才能直接参与政权?孙文认为必须经过训政。训政就是实行县自治,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所谓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四大直接民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由国民大会选举省长,为该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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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民不但爱好和平,遵守秩序,而且也浸染了选择自己的代表管理自己事务的观念。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这种民主观念付诸实行。”即所谓人民知识程度太低,不能行民主的问题,纯属伪问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自己的代表。孙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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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民国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一般。至于如何坐去,自有有技能的种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那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那么,人民说出自己要到哪里了吗?早就说出了。清末民初以来,人民早已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民间的欢呼声、鞭炮声,就已经告诉这个国家,人民想去哪里了,但开车的专门人才却迟迟没有出现。即使有,也被谋杀了,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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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举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代议制。如果因为国会没做好,就改为国民大会,怎么保证国民大会就一定做得比国会好?议员也是选的,国民大会代表也是选的,人民可以选出好的国民大会代表,为什么不能选出好的国会议员?为什么孙文能够接受国民大会,却不能接受国会呢?说到底,是国民政府要集权,要行政高于一切,不想三权分立,因为国会是三权之一,是国家政权机构,而国民大会不是,它只是一个民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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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教民用政”,训导人民说出想去哪里,而是要训导专门人才、训导政府如何开这辆车,让人民可以到达自己想去,而且早已说出来的地方。否则的话,议员做不到的事,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样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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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为中国设计的路线图是:军政、训政、宪政,分三步走,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次。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在军政时期,所以即使陈炯明推行县自治,实现了人民直选县长,孙文也认为太过超前,而要把民选县长全部推翻。其实孙文也有苦衷,千难万难,财政最难。北洋时代大部分政潮,都与财政有关。军政时期,军费庞大,如果各县都实行自治,政府的军费从何筹措?这仗就没办法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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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是任期最长、威望最隆的国会议员之一,一生致力于制宪,可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到最后也没制出一部好宪法来。在谈到代议制在中国举步维艰时,他认为与国人政治上的“急激冲动”有关。在国会谢幕之前,吴景濂怀着某种莫名的失落写道:“虽然宪法史所以十年无成,其原至复,非单纯国会失职问题可概也。当民二议宪起草未成,赣宁政变起,草成国会第一次被非法解散。民六议宪二读会未毕,督军干宪祸作,国会第二次被非法解教。后此数年入西南护法时代,虽尝议宪,终于无成。凡此挫折,皆基于政治急激冲动,非议宪本身之咎,国会实以身殉之。”他直指国会第一次被解散,是拜“二次革命”所赐。第二次被解散,则拜督军团干政所赐。但这只是外部因素,他没有谈及“国会失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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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国会自身问题上,王家襄比吴景濂坦率,他指出国会内的党派斗争,是主要障碍,外因反倒其次。他说:“夫曩者制宪不成之原因非一,最要之点,在始因政见之异同,继为感情所激荡,终则相抵相排而决不相让,外力乘之,遂致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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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议会也有党派斗争,为什么他们能妥协,而中国的议会之争,最后都要弄到真刀真枪,战场上见?对一些激进党派的议员来说,从无分享权力的概念,议会之争,本来就不是打算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先礼后兵”,议会是“先礼”的形式而已,最终都是为了用兵。仔细分析每次议宪失败,甚至连一般常会也难以正常举行的原因,诚如王家襄所说,与议员中的党派纷争有极大的关系。每逢国会讨论重大议题时,总有一部分议员,出尽法宝,捣乱破坏,或制造流会,或展开骂战,或挑起武斗。考其背景,这些议员在反清的革命中,大部分出身草莽、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共和时代,他们进入议会时所定下的政治鹄的,从一开始,就以北洋政府为敌,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只要是反对北洋政府的,他们都会积极参与,在国会里破坏北洋政府施政,也是斗争方式之一,当然不遗余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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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中国人的国民性,透析国会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中国人的最大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他打比方说,中国人与欧美人,一个一个地比较,绝不输给他们,但欧美人十个人合起来,力量就增加十倍,“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唯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这种现象,在国会中屡见不鲜。这就是中国没有法治精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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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说:“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但梁启超并不悲观,他认为人类的开化,总是趋向共同生活的,总有一天会让中国人觉得,没有良好的组织,就没有办法生存。如果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就无从托命。什么是组织的良能?粱启超说:“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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