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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议员的章士钊曾写《论代议政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再论代议制》、《三论代议制》等文章，他认为问题出在中国是农业国，与欧洲工业国不同。章士钊断言，代议政制在欧洲也已式微，现在全世界都在试图“逃工归农”，中国为什么要逆向求诸工业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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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吾本农业国，向无政党恶物，伪代议制初立，又一蹴即倒。好自为之，固世界之乐园，而外人求之不得者，今乃无事自扰，舍吾数千年哲人贤士之所示教不讲，徒越数万里外，于他人自为其国不得不云尔之诸说中，捋挎何许，则视若可兰福音，不加询察而奉受唯谨，此诚所谓大惑不解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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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结论是：“一言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今图改革，请从农始。”姑勿论全世界都在“逃工归农”这个结论对不对，但改革要从农村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同，但关键在于，往哪里改?有人要往工业国改，步武欧美；有人要往三代之治改，回归传统；有人则想把三代之治与欧美文明调和成一体，那些说儒家也是共和的，便属此类。章士钊也是主张新旧调和的，孙文早年也有类似主张，他曾说过：“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三代之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挥之不去的玫瑰梦，但梦就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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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是在孙文当临时大总统时制定的，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根据斗争的需要，他时而肯定约法，时而否定约法。他说过法律“在今日已成军阀攘窃之资”，但他也说过袁世凯、张勋的失败，全凭约法“戢奸雄之野心而止邪辟之乱萌”。但约法迟迟变不了宪法，“考其经过，则妨害捣乱，使宪法不能告厥成功者，皆为不利有宪法之人，其人即假借武力，敢为国民之公敌者也。不是之咎而咎国会，何其妄耶。”也就是说，由于军阀破坏，制宪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事实上，不喜欢宪法的大有人在，何止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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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也指出，代议制有严重的缺陷，是一种过渡性的政制。他说：“民权国者，为人民共治之国家，故亦日众民政治（但如代议制之民权国，非由人民直接参与政权者，尚不得谓纯粹之众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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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如何才能直接参与政权?孙文认为必须经过训政。训政就是实行县自治，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所谓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四大直接民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由国民大会选举省长，为该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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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是这么说的：“中国人民不但爱好和平，遵守秩序，而且也浸染了选择自己的代表管理自己事务的观念。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这种民主观念付诸实行。”即所谓人民知识程度太低，不能行民主的问题，纯属伪问题，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自己的代表。孙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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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民国的主人，他只要能指定出一个目标来，像坐汽车一般。至于如何坐去，自有有技能的种种专门人才在。所以，人民知识程度虽低，只要说得出“要到那里”一句话来，就无害于民主政治。那么，人民说出自己要到哪里了吗?早就说出了。清末民初以来，人民早已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民间的欢呼声、鞭炮声，就已经告诉这个国家，人民想去哪里了，但开车的专门人才却迟迟没有出现。即使有，也被谋杀了，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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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适的方法，把专门人才选举出来，把开车的责任交给他们，这就是代议制。如果因为国会没做好，就改为国民大会，怎么保证国民大会就一定做得比国会好?议员也是选的，国民大会代表也是选的，人民可以选出好的国民大会代表，为什么不能选出好的国会议员?为什么孙文能够接受国民大会，却不能接受国会呢?说到底，是国民政府要集权，要行政高于一切，不想三权分立，因为国会是三权之一，是国家政权机构，而国民大会不是，它只是一个民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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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教民用政”，训导人民说出想去哪里，而是要训导专门人才、训导政府如何开这辆车，让人民可以到达自己想去，而且早已说出来的地方。否则的话，议员做不到的事，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样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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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为中国设计的路线图是：军政、训政、宪政，分三步走，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次。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在军政时期，所以即使陈炯明推行县自治，实现了人民直选县长，孙文也认为太过超前，而要把民选县长全部推翻。其实孙文也有苦衷，千难万难，财政最难。北洋时代大部分政潮，都与财政有关。军政时期，军费庞大，如果各县都实行自治，政府的军费从何筹措?这仗就没办法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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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是任期最长、威望最隆的国会议员之一，一生致力于制宪，可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到最后也没制出一部好宪法来。在谈到代议制在中国举步维艰时，他认为与国人政治上的“急激冲动”有关。在国会谢幕之前，吴景濂怀着某种莫名的失落写道：“虽然宪法史所以十年无成，其原至复，非单纯国会失职问题可概也。当民二议宪起草未成，赣宁政变起，草成国会第一次被非法解散。民六议宪二读会未毕，督军干宪祸作，国会第二次被非法解教。后此数年入西南护法时代，虽尝议宪，终于无成。凡此挫折，皆基于政治急激冲动，非议宪本身之咎，国会实以身殉之。”他直指国会第一次被解散，是拜“二次革命”所赐。第二次被解散，则拜督军团干政所赐。但这只是外部因素，他没有谈及“国会失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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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国会自身问题上，王家襄比吴景濂坦率，他指出国会内的党派斗争，是主要障碍，外因反倒其次。他说：“夫曩者制宪不成之原因非一，最要之点，在始因政见之异同，继为感情所激荡，终则相抵相排而决不相让，外力乘之，遂致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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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议会也有党派斗争，为什么他们能妥协，而中国的议会之争，最后都要弄到真刀真枪，战场上见?对一些激进党派的议员来说，从无分享权力的概念，议会之争，本来就不是打算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先礼后兵”，议会是“先礼”的形式而已，最终都是为了用兵。仔细分析每次议宪失败，甚至连一般常会也难以正常举行的原因，诚如王家襄所说，与议员中的党派纷争有极大的关系。每逢国会讨论重大议题时，总有一部分议员，出尽法宝，捣乱破坏，或制造流会，或展开骂战，或挑起武斗。考其背景，这些议员在反清的革命中，大部分出身草莽、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共和时代，他们进入议会时所定下的政治鹄的，从一开始，就以北洋政府为敌，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只要是反对北洋政府的，他们都会积极参与，在国会里破坏北洋政府施政，也是斗争方式之一，当然不遗余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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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从中国人的国民性，透析国会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中国人的最大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他打比方说，中国人与欧美人，一个一个地比较，绝不输给他们，但欧美人十个人合起来，力量就增加十倍，“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唯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这种现象，在国会中屡见不鲜。这就是中国没有法治精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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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说：“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但梁启超并不悲观，他认为人类的开化，总是趋向共同生活的，总有一天会让中国人觉得，没有良好的组织，就没有办法生存。如果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就无从托命。什么是组织的良能?粱启超说：“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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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粱启超，虽然脱离政治已久，一心从事教育工作，但他对国会过去的失败与未来的改造，开了一剂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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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国会为什么有价值，不是因为他代表国民吗?现在议员却代表谁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只是聚着一群靠吃政治饭的无业游民，挂上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居，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即使改选一回，选出来还不是这一班人?换汤不换药，结果依然一样。这等说来，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国家可要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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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国会恢复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采代表职业主义。将国中种种职业团体，由国家赋予法人资格，委任办理选举。选举权被选举权，都以有职业为限，像我们这种高等游民，只好在剥夺公权之列，想要恢复，除非赶紧自己寻着个职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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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饭的政客，就使未能遵报肃清，最少也什去八九，就算替政界求得一张辟疫符。若用此法，那农工商各种有职业人民，为切己利害起见，提出的政治问题，自然丝丝入扣。若用此法，那“国之石民”和国家生出密切关系，民主政治基础。自然立于不拔之地。若用此法，将来生产事业发达，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都有相当的代表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交让利益，社会革命的惨剧，其或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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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言之有理。在议员的背后，应该有无数的社会团体，教师的、学生的、银行的、律师的、农民的、企业的、报业的公司、公会、协会、联合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等，议员的名字应该与这些民间社团产生密切的联系，而不是让人一提起议员，就联想起他们与政府官僚、军阀的关系。国民大会应该是国会的后盾，现在却成了国会的替代品，什么时候要打倒国会，什么时候就把国民大会高唱入云。国会议员如果与民间社会是完全隔膜的，甚至是对立的，他们如何代议?代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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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终于让梁启超失望了。那个没有法治精神就生存不了的世界，他没有能够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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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已经在南方爆发了。1926年7月，国民政府高喊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在苏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的协助下，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从广东出师北伐，直如风卷残云，一路追奔逐北，拔帜易帜。10月，国民革命军克复两湖全境，11月占领江西，12月占领福建，1927年3月占领江浙，跨长江而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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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北京再次倒戈。段祺瑞逃入东交民巷，但政变很快失败，段祺瑞得以短暂复出，但已无所作为。奉系表示对于维持执政府已经“无能为力”，只能保护段执政安全离开北京。孙文、张作霖、段祺瑞的反直三角同盟，至此留下一地鸡毛，无疾而终。段祺瑞通电下野。4月20日，黯然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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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这位两次把宣统皇帝赶下台，一句话可令全国风云变色的北洋之虎，在政海几度沉浮之后，锐气已消失殆尽，怀着无限的凄凉与空虚，到了天津日本租界，过起隐居的生活，持斋把素，打坐念佛，自号“正道居士”，1936年病逝。他留给这个乱世的遗言是：“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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