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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三年后，杨度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时年十九岁。次年，杨度便与同窗好友夏寿田一起赴京会试，以博取最后的功名。据杨度的堂弟杨敞说，“兄中顺天乡试中后……高视阔步，有狂士风。”但这一次，杨度的运气似乎已经到头。发榜之后，杨度名落孙山，夏寿田却中了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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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正当杨度十分沮丧之时，夏寿田却兴冲冲地把他拉到陶然亭一起游玩。陶然亭在北京城南，这里芦苇丛生、湖水清静，远远望去，还可以看到城北的黄色宫墙。考试失败的杨度心情不佳，他在亭子上题了这样两句：“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刚中了榜眼的夏寿田题的两句却是：“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两人的心境差异，足以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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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后，杨度和夏寿田再次来到这里游玩，当时杨度已经是四品京堂，心情很是不错，他又在亭子上题了两句：“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寿田和了两句：“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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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夏寿田虽然也在京为官，但这些年却一直不太顺利，所以语调较当年中榜时的意气风发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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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的师傅王闿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太平军即将被剿灭时，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亲兵，取天下而代之。今天下多事，机不可失，此事惟将军能为，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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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听后，面如土色，数日后便找了借口将王闿运打发回籍。由此，王闿运空有一身的“帝王之学”却无从得以施展，只能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弟子们的身上。在所有的弟子中，杨度最受看重，王闿运曾这样告诫他：“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必大有可为，你须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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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功名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走，慢慢来”即可；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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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但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明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门也成了刀下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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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过了苦闷的三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鼓励士人留学海外。政策颁布没多久，国内便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热潮，杨度也在1902年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并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新式教育。1903年，清廷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破格选取“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时之才。这次考试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论，可自由发挥，但难度较以往的会试更难且更有现实性，当时参试者如过江之鲫，号为“抡才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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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得讯后跃跃欲试，随即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原来，这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主考官乃文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也是中兴名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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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与梁启超曾是佛山书院的同窗，两人在1889年的乡试中同榜中举，后在1894年的全国大比中，梁士诒中了进士，而梁启超落榜。中进士后，梁士诒入翰林院学习，并在散馆后供职国史馆。由于梁士诒一向喜欢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对朝廷分配给他的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没想到在济济人才中勇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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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有为字“祖诒”之故耳。戊戌政变后，康、梁两人乃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逆党”，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杨度，一则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不意中遇此变故，杨度等人也只好识趣地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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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很快便在留学生中声名鹊起，并在后来被推为在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不久，其弟、其妹、其妻也陆续来到日本留学，他们都居住在杨度租赁的房子里，一边学习日语，一边打算入专门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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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友人请杨度夫妇及妹妹去家中做客。按日本人的习俗，进屋一般是脱鞋后穿木屐的，但由于中国女人都缠足，她们羞于在外人面前露出难看的小脚，因而迟迟不肯进屋。一直等到女主人找来两双皮鞋，两人才得以避免了这场尴尬。在回家途中，两个女人因受到委屈而忍不住放声痛哭，杨度则安慰她们说：“不要哭！今后你们把缠足放开就是，让它去长，不要担心！这种陋俗，早就应该革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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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杨度并不是革命派，他也不想参加任何一派。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保皇立宪派和革命党两派在舆论上相互攻讦，而杨度却与两派人物相处甚得。在梁启超提倡“少年中国说”时，杨度也写出了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相唱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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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他虽然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却是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并由此有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杨度为人谦和好客，他在东京的饭田町寓所经常是高朋满座，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都是频频来往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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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杨度认真研究了中西方的宪政理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他的一篇重要长文《金铁主义说》，就是在这时完成的。所谓“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杨度在文章中提出，“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说白了，杨度既不同意保皇立宪派的维新救国论，也不同意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而是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应走“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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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点而言，杨度看得很透，因为“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金铁主义”，其实就是近代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奥秘所在。至于什么立宪、什么共和、什么民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内忧外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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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决定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杨度受考察团随员，也是自己的同乡熊希龄所托，为考察大臣捉笔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不仅如此，他还拉上梁启超也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成为当时知名的“宪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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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而在功名上，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举人。不久，杨度又在“皇族内阁”中做上了统计局长，只可惜好景不长，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烟消云灭了。尽管随后上台的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杨度也只能在“顾问”、“参政”之类的虚职中倚门弹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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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在组阁的时候倒是一度想到了老朋友，他对杨度说：“请皙子帮帮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度却气呼呼地说：“我只帮忙，不帮闲！”原来，杨度本拟提名为交通总长的，不想因为各派的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而被挤落马下，只落得冷衙门冷猪肉之教育总长职位。就这样一份闲差事，他看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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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顾四周后，杨度痛苦地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士诒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而自视甚高的他，却仍旧坐着参政的冷板凳，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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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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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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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袁世凯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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