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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有三种学问，一为功名之学，二为诗文之学，三为帝王之学。所谓“功名之学”，用于科考，学问不过是敲门砖，一旦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在官场上“跟着走，慢慢来”即可；所谓“诗文之学”，乃以立言求学为本职，“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至于“帝王之学”，那就是最高境界了，需要经史诗文，样样精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需要待以时机，方能干一番非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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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因时局的变化，杨度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并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这时，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的领导下推行新政，杨度也很快被卷入了这场维新的浪潮之中，并与活跃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但是，维新运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年，这一切便成了明日黄花，昔日的好友和同门也成了刀下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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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过了苦闷的三年后，清廷推行新政并鼓励士人留学海外。政策颁布没多久，国内便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热潮，杨度也在1902年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并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新式教育。1903年，清廷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经济特科考试，以破格选取“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的应时之才。这次考试不考八股文，而是代之以策论，可自由发挥，但难度较以往的会试更难且更有现实性，当时参试者如过江之鲫，号为“抡才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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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得讯后跃跃欲试，随即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原来，这次经济特科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场，主考官乃文名满天下的张之洞，也是中兴名臣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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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与梁启超曾是佛山书院的同窗，两人在1889年的乡试中同榜中举，后在1894年的全国大比中，梁士诒中了进士，而梁启超落榜。中进士后，梁士诒入翰林院学习，并在散馆后供职国史馆。由于梁士诒一向喜欢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对朝廷分配给他的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没想到在济济人才中勇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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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有为字“祖诒”之故耳。戊戌政变后，康、梁两人乃是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逆党”，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杨度，一则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不意中遇此变故，杨度等人也只好识趣地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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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很快便在留学生中声名鹊起，并在后来被推为在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不久，其弟、其妹、其妻也陆续来到日本留学，他们都居住在杨度租赁的房子里，一边学习日语，一边打算入专门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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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友人请杨度夫妇及妹妹去家中做客。按日本人的习俗，进屋一般是脱鞋后穿木屐的，但由于中国女人都缠足，她们羞于在外人面前露出难看的小脚，因而迟迟不肯进屋。一直等到女主人找来两双皮鞋，两人才得以避免了这场尴尬。在回家途中，两个女人因受到委屈而忍不住放声痛哭，杨度则安慰她们说：“不要哭！今后你们把缠足放开就是，让它去长，不要担心！这种陋俗，早就应该革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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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杨度并不是革命派，他也不想参加任何一派。在当时的日本留学生中，保皇立宪派和革命党两派在舆论上相互攻讦，而杨度却与两派人物相处甚得。在梁启超提倡“少年中国说”时，杨度也写出了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相唱和：“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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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他虽然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但却是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并由此有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杨度为人谦和好客，他在东京的饭田町寓所经常是高朋满座，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都是频频来往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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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杨度认真研究了中西方的宪政理论并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他的一篇重要长文《金铁主义说》，就是在这时完成的。所谓“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杨度在文章中提出，“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说白了，杨度既不同意保皇立宪派的维新救国论，也不同意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而是独辟蹊径地提出中国应走“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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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点而言，杨度看得很透，因为“经济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就是他所说的“金铁主义”，其实就是近代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奥秘所在。至于什么立宪、什么共和、什么民主，其实都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内忧外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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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成这个目的显然是有困难的，好在清廷在1905年决定考察各国宪政，预备实行君主立宪，这让杨度重新看到了希望。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杨度受考察团随员，也是自己的同乡熊希龄所托，为考察大臣捉笔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不仅如此，他还拉上梁启超也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博得大名，成为当时知名的“宪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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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而在功名上，当时他还仅仅是一个举人。不久，杨度又在“皇族内阁”中做上了统计局长，只可惜好景不长，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烟消云灭了。尽管随后上台的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杨度也只能在“顾问”、“参政”之类的虚职中倚门弹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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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在组阁的时候倒是一度想到了老朋友，他对杨度说：“请皙子帮帮忙，屈就教育总长如何？”杨度却气呼呼地说：“我只帮忙，不帮闲！”原来，杨度本拟提名为交通总长的，不想因为各派的政治斗争和势力平衡而被挤落马下，只落得冷衙门冷猪肉之教育总长职位。就这样一份闲差事，他看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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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顾四周后，杨度痛苦地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士诒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而自视甚高的他，却仍旧坐着参政的冷板凳，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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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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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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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袁世凯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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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他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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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历史上，曾出现两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杨度这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有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想必是反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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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并以“爱国热忱”为掩护，但天下人并不全是傻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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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看出袁世凯的把戏搞不下去了，他辞去了国史馆的职位打道回府，仍旧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杨度来送他，老先生抓住杨度的手，叹息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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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凯还因而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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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他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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