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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顾四周后，杨度痛苦地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士诒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而自视甚高的他，却仍旧坐着参政的冷板凳，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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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后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尽管中国已经实现共和三年了，但杨度并不认为共和是个好制度，在他的眼里，最适合中国的道路依旧是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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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雄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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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袁世凯亲自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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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他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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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历史上，曾出现两组知名的“六君子”，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左光斗等“六君子”；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戊戌六君子”。杨度这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有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想必是反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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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并以“爱国热忱”为掩护，但天下人并不全是傻子，这“六君子之心”，虽非日月昭昭，但也是路人尽知。此文一出，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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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看出袁世凯的把戏搞不下去了，他辞去了国史馆的职位打道回府，仍旧回他的老家湖南吃老米去。在出京之前，杨度来送他，老先生抓住杨度的手，叹息道：“你还是少说话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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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的笔杆子和蔡锷的枪杆子双重打击下，洪宪帝制搞了不到半年就宣布垮台，袁世凯还因而心力憔悴，最后一病不起。据说，袁世凯在临终前曾对身边的人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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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悼会上，杨度给袁世凯写了一副挽联，既为他惋惜，也为自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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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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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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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于此，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时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想问问他鼓吹帝制失败的感想，杨度以一种很安详的态度兼很坚决的口吻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动摇的。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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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国战争中风光一时的蔡锷，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也因为喉疾而英年早逝。令杨度感伤的是，蔡锷在遗嘱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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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则在日记中记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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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不过，北洋时期的通缉令大多是当不得真，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对此，倒是辫帅张勋公然站出来为杨度说了句公道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不仅如此，张勋还亲笔写了封信给杨度，对其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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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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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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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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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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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年），对帝制派人物的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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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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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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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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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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