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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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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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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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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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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年),对帝制派人物的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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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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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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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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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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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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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连夜逃走。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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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后,杨度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度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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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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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被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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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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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杨度的墓一度迁移至沪西漕宝支路寅春庙十三号门前,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老同志夏衍的关照下,才被迁移到虹桥路宋庆龄陵园中的西侧。历经劫波后,所幸墓碑仍旧是夏寿田亲笔所书的那块,只不过担心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意请赵朴初在墓碑前又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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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落魄人,赤子寂寞心;皆云皙子痴,谁解其中味?历史有时候过得真的很快……不知道“杨皙子”是“杨度”,难道就知道“杨度”是“杨度”,还有他那破碎的理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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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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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闻名。不过,湖南出才子大体上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这又主要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1851年太平军起事后,天下糜烂,所幸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其率湘军子弟冲出湖南,纵横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勋,湘将湘官遍及全国,湖南人由此得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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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才子熊希龄,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龄的老家在湘西凤凰城,沈从文先生在小说《边城》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可喜的是,木桥上面走出了熊希龄与沈从文,两个才子,地道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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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凤凰城老,其实也不算古老,因为这里地处湘西,一向民风朴野,教育不甚发达,在明朝以前,凤凰一带都是归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这里又设立了兵备道,以威慑土司势力。如今的凤凰城楼,大概就建于这个时期,原本系出于军事的考虑。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后,该地改设为凤凰厅,但仍旧保留了一些军事的特色,譬如军户,熊希龄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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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是曾国藩领着湘军子弟四处拼杀之际。湘军将领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书生出身,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挥笔作诗,因而湘军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义儒雅之气。熊希龄的父亲对曾国藩极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人物,似无可能,因而他的愿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长子熊希龄身上,希望他能够从小读书成材,日后科举入仕,光耀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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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龄确是十分的争气。在很小的时候,熊希龄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凡童的禀性,据说他六岁发蒙的时候,对老师教的东西过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将《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如此超前的记忆力,加上聪慧的头脑,熊希龄在14岁时便中了秀才,这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可谓是十分的难得,就算在当时蛮风未减的湘西,那也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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