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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心目中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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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杨度不顾张勋在他落魄时的惺惺惜情而发表了一篇名叫《反对张勋复辟》的公开电：“度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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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杨度仍旧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但他不得不痛苦地指出，张勋等人的愚蠢行事和倒行逆施最后只能使“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电文结尾处，杨度将自己悲愤的心情告之天下：“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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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际会，群魔乱舞，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转而在佛学中重新思考并反省自己的人生。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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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好友夏寿田在洪宪帝制时期充当内史，也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被新政府通缉，此时他改而信道，两人经常在一起唱和。民国七年（1918年），对帝制派人物的通缉解除后，杨度与夏寿田第三次来到陶然亭的江亭上，杨度再次题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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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西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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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澈身心俱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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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虽有心学佛，但仍旧抛不下那份救世的志向。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自写自裱的六句话，曰：“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便医众疾。”友人看后，不觉莞尔道：“你真是个政治和尚，在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念念不忘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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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杨度一度在山东军阀张宗昌处做过幕僚，还闹出不少的笑话。张宗昌常以汉高祖刘邦（在儒冠中撒尿的那位爷）自命，而最喜戏呼杨度为张良。杨度有一次笑道：“汉高祖能役功人，公仅能役功狗耳。我固然不足以当张良，公亦非汉高可比。”张宗昌说：“那你就是功狗啦？”说罢，狗肉将军放声大笑不已。最逗的是，张宗昌以杨度为参赞，常戏呼杨为“羊肚参赞”，有人以“狗肉将军”与之相配，亦绝“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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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伐军起，杨度密告张宗昌加入国民党，以避免被消灭。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问张宗昌：“听说兄台欲为国民党，不知有这事吗？”张宗昌愕然道：“有倒是有。此乃是杨度教我的。”张学良不满地说：“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与国民党合作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尚未渡河而自相割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团体领袖，如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张宗昌自知失言，只好唯唯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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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湖南人薛大可也在座，张学良便扭头对他说：“烦请寄语皙子（即杨度），如果他再饶舌，我到时要他的脑袋。”杨度听说后，大骂张宗昌竖子不足以谋，随后连夜逃走。不久，北伐军如风卷残云般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最后遁居东瀛，不免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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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后，杨度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度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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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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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被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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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一向善写挽联的杨度也为自己预备了一副：“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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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杨度的墓一度迁移至沪西漕宝支路寅春庙十三号门前，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老同志夏衍的关照下，才被迁移到虹桥路宋庆龄陵园中的西侧。历经劫波后，所幸墓碑仍旧是夏寿田亲笔所书的那块，只不过担心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意请赵朴初在墓碑前又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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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落魄人，赤子寂寞心；皆云皙子痴，谁解其中味？历史有时候过得真的很快……不知道“杨皙子”是“杨度”，难道就知道“杨度”是“杨度”，还有他那破碎的理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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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 凤凰才子熊希龄的跌宕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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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闻名。不过，湖南出才子大体上是近代才有的现象，而这又主要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1851年太平军起事后，天下糜烂，所幸湖南出了个曾国藩，其率湘军子弟冲出湖南，纵横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勋，湘将湘官遍及全国，湖南人由此得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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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才子熊希龄，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龄的老家在湘西凤凰城，沈从文先生在小说《边城》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楼依山傍水，清澈见底的沱江穿城而过，城门外的河面上，石头墩子架起了一条窄窄的木桥。可喜的是，木桥上面走出了熊希龄与沈从文，两个才子，地道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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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凤凰城老，其实也不算古老，因为这里地处湘西，一向民风朴野，教育不甚发达，在明朝以前，凤凰一带都是归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这里又设立了兵备道，以威慑土司势力。如今的凤凰城楼，大概就建于这个时期，原本系出于军事的考虑。经过几十年的教化后，该地改设为凤凰厅，但仍旧保留了一些军事的特色，譬如军户，熊希龄便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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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正是曾国藩领着湘军子弟四处拼杀之际。湘军将领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样，他们大多是书生出身，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挥笔作诗，因而湘军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义儒雅之气。熊希龄的父亲对曾国藩极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的人物，似无可能，因而他的愿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长子熊希龄身上，希望他能够从小读书成材，日后科举入仕，光耀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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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龄确是十分的争气。在很小的时候，熊希龄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凡童的禀性，据说他六岁发蒙的时候，对老师教的东西过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将《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如此超前的记忆力，加上聪慧的头脑，熊希龄在14岁时便中了秀才，这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可谓是十分的难得，就算在当时蛮风未减的湘西，那也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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