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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惨痛的失败面前，不仅仅是熊希龄一个人陷入了迷惘与沉思。同期中式的康有为，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都在高声疾呼变法自强，而当时的湖南，也有这么一批人走上了同样的道路。1895年，名孚一时的清流派官员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曾在同文馆学习外事的翰林院编修江标主持湖南学政、曾任驻外使馆做过参赞的黄遵宪出任湖南按察使，在这些新派官员的引领下，湖南的风气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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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后的熊希龄，最初被张之洞延揽进入两湖营务处，在湖南新政开始后，熊希龄为报效家乡，又辞去营务处总办的职务，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湖南的维新运动中去。当时的长沙，已经聚集了一批维新人士，包括谭嗣同、唐才常，乃至康有为的名弟子、当时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也加入了当地创办的时务学堂，而时务学堂的总理，正是熊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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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熊希龄始终在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他除了要打理时务学堂和南学会之外，更多的精力却放在了《湘报》上。《湘报》是湖南所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在熊希龄的眼中，这就是开启民智的最佳利器。为此，熊希龄上下奔走，百般筹划，从订购机器、印刷活字，到制定章程、邀集撰述，无一不倾注了他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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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1月下旬，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的印刷机器终于被运回了长沙，主要撰稿人也已经初步选定：唐才常任主笔，李维格为西文翻译，梁启超、谭嗣同、何来保、戴德诚、樊锥等人也都答应为《湘报》撰稿。另外，湖南的官绅名流如陈宝箴、黄遵宪、皮锡瑞等人乃至一些时务学堂的学生，也都在《湘报》上刊登文章，足见熊希龄的不懈努力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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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最终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由此成为湖南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在发刊伊始，《湘报》便先后发表了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其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唯泰西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毫无疑问，这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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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报》的舆论声势在守旧派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高官显要，攻击熊希龄等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犯下的是杀头的罪行。原本支持维新的陈宝箴在读到这些文章之后也不免大惊失色，他随即转告熊希龄，令其收回救正。由于熊希龄不肯照办，陈宝箴便停发了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令其陷入资金不足的窘境。财源被断，熊希龄只好离开了《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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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戊戌政变”突发，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维新志士谭嗣同等人喋血街头。作为湖南新政的风云人物，熊希龄难免要被追究，好在他在这段时间里因饮食不慎而突发痢疾，正好回老家养了一段时间的病，不然的话，以他的个性，弄不好就撞在枪口上。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御史黄桂均随即以“康梁党徒”的罪名参了他一本，熊希龄最后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对此结果，熊希龄尚感庆幸，正如他后来对人说的，“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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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此挫折后，熊希龄便匿迹衡阳、沅州等地闭门读书，夹起尾巴来做人。数年后，那些顽固守旧派因在庚子年闯下大祸而土崩瓦解，慈禧太后为了挽回民心，不得不接过了维新派的旗帜推行新政，熊希龄也在无形中得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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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师长兼郎舅朱其懿出掌常德府，随后他便请熊希龄出山办理西路师范学堂，并为“全省之冠”，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赵尔巽对熊希龄的才能极为赏识，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恳请对熊希龄“免予严加管束”，一举解决了熊希龄的政治问题。不久，赵尔巽上调为户部尚书，继任湖南巡抚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龄办理实业，令湖南的丝织业和瓷器制造业一度领先全国，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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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赵尔巽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熊希龄调入幕中；而这时清廷又组织了宪政考察团准备赴欧美考察宪政，前湖南巡抚端方也名列于五大臣之中，他当时也请调熊希龄为考察团的随行参赞。这下，熊希龄成了众人争抢的香饽饽，他又不能分出两个人来，最后因考察宪政兹事体大，赵尔巽只好放弃，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熊希龄必须在国外同时考察实业，回国后再加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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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年底，熊希龄随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后访问了日、美、英、法、德等国。在此行中，熊希龄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他不但要考察各国宪政及实业情况，而且整个考察团的条陈、奏折乃至最后的考察报告都要由他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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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熊希龄在考察完德国后便先于考察团回国，以完成向朝廷交差的考察报告。据说，熊希龄早在出国前便找了当时在日本的杨度及梁启超，让他们帮助完成这份宪政报告，换句话说，最后上交给朝廷的考察团报告，实际上由杨度、梁启超和熊希龄三人合作完成，特别是宪政理论和计划这一块，更是得益于杨度、梁启超二人的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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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赵尔巽立即将熊希龄征调到奉天，并任命他为奉天农工商总局局长，担负其发展东三省实业的重任。次年，赵尔巽改调四川总督，熊希龄因为已经安家在上海，因而决定不再跟随赵尔巽入川。消息传出后，江苏巡抚陈启泰（同为湖南老乡）、两江总督端方、度支部尚书载泽（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纷纷延请熊希龄，这在当时晚清的官场上，可谓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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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得到诸多大员的青睐，熊希龄的才干还真不是吹的，他确实有几分能耐。在随后的几年中，熊希龄先后担任了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造币总监、奉天盐运使等职，由于业绩出众，自然步步高升，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熊希龄已经升为二品大员，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币制专家和理财能手。可惜的是，正当熊希龄要大展宏图之时，清朝却已经覆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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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立时，熊希龄曾一度入唐绍仪内阁充当财政总长，后唐绍仪与袁世凯闹翻，挂冠而去，熊希龄也只好连带辞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提名熊希龄来组阁，熊希龄也认为这是施展平生抱负的好机会，于是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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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袁世凯用他来组阁是另有目的的，那就是南方的革命党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国民党（此系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组建的国民党，并非孙中山于1920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仍旧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这让袁世凯十分头疼。好在熊希龄也与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织了一个进步党，勉强可以与国民党相抗衡，因此袁世凯决定让熊希龄出面，设法将国民党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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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不知就里，还以为袁世凯要重用自己，随后便乐滋滋地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其中由熊希龄本人出任总理、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朱启钤任内务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周自齐任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因其阁员均为各界名流，阵容豪华，因而熊内阁又被称为“名流内阁”或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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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袁世凯并不是放手熊希龄去干大事的，他手里倒是有一件“大事”要交给熊希龄去办，那就是以“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为借口，让熊希龄总理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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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在接到这个棘手的任务后，未免也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国民党和进步党是竞争对手不假，但双方毕竟是在法律之下的政党之争、文明之争，今天国民党被解散了，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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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不肯就范，袁世凯自有办法。原来，在熊希龄辞去上届财政总长之时，袁世凯特命他出任热河都统，以示笼络。热河是前清皇帝们的避暑胜地，熊希龄上任后把公署搬进承德避暑山庄。但是，在这昔日的皇帝行宫中办事，宫中的珍宝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了。据称，有一次袁世凯的亲信姜桂题来访，熊希龄在好生招待之余，临别时又偷偷地将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以联络彼此感情。不料姜桂题这个粗人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竟然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心中疑惑，随后便派人前去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熊希龄由此便在袁世凯的黑账上记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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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并没有公然胁迫熊希龄签署解散国民党的命令，而是派人暗中将热河行宫盗宝案在报纸上放出风声，先给熊希龄一点压力，让他识相点。数日后，袁世凯将熊希龄召到总统府议事，并让手下有意无意地将查办热河行宫盗宝案的卷宗给熊希龄看到。熊希龄见后大惊失色，只好乖乖地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实在是有苦难言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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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了国民党，国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剩下的国会议员不能达到法定出席人数。既然国会开不成，那国家岂能白养活剩下的议员，得，连国会也一并解散了。熊希龄和进步党人落到这步田地也是后悔莫及，但他们在袁世凯的权谋下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在将国会解散后，袁世凯意犹未尽，又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熊希龄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签署解散地方议会命令后便提出辞职，袁世凯见熊希龄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也就照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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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竟然什么事都没干成。这还不算，自己还落得一身的不是，真是弄得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受此重挫后，熊希龄也就此告别政坛，再也不蹚这趟浑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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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熊希龄已经绝意仕途，但传统士人的忧国忧民之心并未顿减。1917年秋，京畿、河北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洪水滔滔，淹灭村庄，吞噬田野，灾民高达600多万人。在目睹了灾民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后，熊希龄于心不忍，他随后便奔赴北京为民请命，要求对灾民给予妥善安置。谁知北京政府的阁员们一商量，最后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亲自出面主持赈灾，安置灾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国运多难，民生尤艰，已是在野之身的熊希龄本已经立志不再从政，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只能当仁不让，负起这个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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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任命后，熊希龄一面派人调查灾情，一面设法从各地办粮，并请求政府尽快发放赈灾款项。但是，当时的北京政府也没有钱，他们拨给的赈灾款还不到十分之一的预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熊希龄这下犯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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