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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的年龄比孙武、蒋翊武还要大些,他曾在1905年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同样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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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就曾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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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后来传到了黎元洪耳中,黎元洪由此对张振武深怀戒心,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张振武对黎元洪颇为轻视,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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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的跋扈也不亚于孙武,他在革命之后组织了一支卫队,配一色短枪,张振武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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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之战后,张振武奉命前往上海购买枪支、弹药与服装,期间便与黎元洪、孙武等人发生了冲突。据黎元洪给张振武的复电,说他所购的枪支大多为废枪,不能使用,之后要购买枪炮子弹的话,必须运到湖北试验后才能付款,意思是指责张振武虚靡公款。张振武一怒之下,竟然将在上海待运的枪械分出一半给烟台革命军,其中的款项明细又未交代,其桀骜不驯令黎元洪愤恨,但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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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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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到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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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张振武当时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确实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于是他接受委任后,极诚恳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黎元洪提出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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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的不乐意,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由于当时张振武与孙武也发生了矛盾,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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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由此走上了不归路。在临行之前,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但一个阴谋却就此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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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振武抵达北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其中称:“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在向袁世凯揭发了张振武的种种“不法”行为后,黎元洪要求北京方面将张振武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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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收到黎元洪密电后,亲自取出密电码本自行译校,随后便将心腹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三人请来商议处置之法。赵秉钧三人主张再给黎元洪发一封电报,问清楚是不是黎元洪的本意,再做处断。两日后,武昌方面复电,确属黎元洪本人的主意。随后,袁世凯给军法处发出命令,将张振武逮捕后立予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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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阴谋已经张网后,张振武尚且浑然不觉,他当时仍在北京到处会客,与各界人士联络感情,为将来的事业打下基础。8月15日晚,张振武与湖北来京将领在六国饭店宴请姜桂题、段芝贵等北洋将领,以消除南北军界隔阂,化解之前战争的敌意。当晚10点,酒阑人散,张振武在回旅社途中被潜伏的军警拦截,随后被捆绑押解到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随后,军法处总长陆建章向他出示了黎元洪请求杀张振武的电报及袁世凯下令处决的军令。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振武一下就蒙了,他大声质问陆建章:“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然要杀我?”陆建章摊开手,表示军令如山,无法转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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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张振武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同晚,随同张振武一起进京的将校团团长方维也在旅馆被抓,并于凌晨在城外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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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后,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等人大愤,他们随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质问和弹劾。在这个事件中,感觉被袁世凯愚弄和利用的刘成禺愤怒地指出:“现在政府杀人之手续,基本和强盗行为没有区别。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凡是民国起义之元勋,都可以一一捕杀,任凭某人为帝为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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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袁世凯把黎元洪推出来,声称完全是黎副总统的主张,而黎元洪则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为自己洗刷罪名;事后,袁世凯又命人将张振武、方维二人尸首好生收殓,并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送到长椿寺停灵。随后,袁世凯又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拿出3000元为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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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承认事起突然、杀人手续不完备,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最后,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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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在不明不白中死掉的关键是,他当时已经是无门无派,没有组织支持。原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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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隐然与同盟会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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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张振武被杀后,同盟会除了黄兴发了一个通电谴责袁世凯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外,其他人大多未置一词;而当时正好又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商谈国家大事,因而张振武一案也就不宜过度渲染,最后悄没声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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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武昌首义的“三武”中,除了张振武间接地死于黎元洪之手,蒋翊武也是如此。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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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气的是,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抓住,后来被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者,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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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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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如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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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首义之城,也就逐渐沉寂了下去。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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