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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议员的弹劾和舆论压力下，袁世凯把黎元洪推出来，声称完全是黎副总统的主张，而黎元洪则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为自己洗刷罪名；事后，袁世凯又命人将张振武、方维二人尸首好生收殓，并为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木，送到长椿寺停灵。随后，袁世凯又宣布以大将的军礼葬张振武，并拿出3000元为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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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参议院中各派力量互不协调，加上张振武自身也的确存在弱点和问题，最后使得质问和弹劾两案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而袁世凯则以退为进，承认事起突然、杀人手续不完备，并向参议员们一再致歉。最后，张振武被杀一案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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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在不明不白中死掉的关键是，他当时已经是无门无派，没有组织支持。原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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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隐然与同盟会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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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张振武被杀后，同盟会除了黄兴发了一个通电谴责袁世凯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有功人员外，其他人大多未置一词；而当时正好又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商谈国家大事，因而张振武一案也就不宜过度渲染，最后悄没声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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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武昌首义的“三武”中，除了张振武间接地死于黎元洪之手，蒋翊武也是如此。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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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气的是，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抓住，后来被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者，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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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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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如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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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首义之城，也就逐渐沉寂了下去。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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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尽了革命冷暖的孙武则在“群英会”事件后低调了很多，在张振武被杀之后，其革命意志更是日渐消沉。1915年12月，孙武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拿一份闲差的俸禄。袁世凯倒台后，孙武也一度出任过清查督办之类无关紧要的职务，后于1939年11月10日病逝于北京，不问世事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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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 梁启超与夭折的民国两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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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当海外的各方人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国内分享革命盛宴时，真正的启蒙大师梁启超却迟至1912年10月才结束长达13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此时离武昌起义已经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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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观察民初政治的走向，而身处海外、跳出利益圈则更有利于他保持头脑的清醒。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梁启超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见解，这就是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提出的，民国初年的政治力量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政实力派，第二派是由清末立宪派转化而来的温和改良派，第三派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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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梁启超的设想，第一派毋庸组成政党，第二派须组成政党，第三派则应改造为政党；如此，官僚实力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立宪派与革命派则组成政党在议会中竞争立法权；立宪派应与官僚实力派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派，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民国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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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梁启超对革命党颇抱有成见：“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于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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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梁启超在信中初步提出了两党制的构想，但他又提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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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论，梁启超实际上是主张在开明专制下逐步培育政党政治，这与他之前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清末新政期间，梁启超便认为宪政是中国发展的唯一方向，但又认为开明专制系走向宪政的必经阶段，原因是人民的政治成熟度远未及格，施政机关也未曾整备，包括教育、法律、地方自治等方面条件都不成熟，而纵观世界，其他民主宪政国家也大都有过一段开明专制的预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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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自负的，他曾说，“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拯救。”而民初的三大政治势力，革命派和北洋实力派已经各有其主，唯独原立宪派群龙无首，如果梁启超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还是有可能充当领袖的。事实上，当时也只有梁启超具备这个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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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新政时期，梁启超曾利用《国风报》等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制度等，并组织了中国第一个以推行宪政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政闻社”。在政闻社《社约》中，梁启超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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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三点来看，梁启超已经提出了三权分立及地方自治的思想框架，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在清廷推行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又通过国内的同志徐佛苏、孙洪伊等人于1911年2月组织了“宪友会”，为立宪后的政党竞争做准备。但是，还没有等到立宪的那一天，革命便突然爆发，梁启超循序渐进的设想也就不得不改弦更张、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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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有为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武昌起义后顺应大势，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转而提倡共和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但在民国前后，原立宪派四分五裂，各政党组织派系不一、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汤化龙、林长民、张嘉璈等人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宪友会”成员），章太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组织的“统一党”，孙洪伊等组织的“共和统一党”，范源廉、黄远庸、籍忠寅等人发起的“国民协会”等，加上湖北方面的黎元洪、孙武、张振武、刘成禺等人组织的“民社”，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达到数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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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政党中，梁启超与“共和建设讨论会”关系最密切，该党中虽多为精英分子，然人数较少，因而影响力并不算大。直到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才与“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合并成“民主党”，但此时其他政党也都在纷纷合并重组，因而“民主党”在1912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大败，所得议席不过三十，这在号称“八百罗汉”的国会中（870席），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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