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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党合并中遇到不少的波折。首先，“统一共和党”不希望自己“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其次，他们并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其三，除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坚决“并党”外，一些老同盟会员反对合并他党，而另一些同盟会员则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声称，“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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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以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要与同盟会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的意见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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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会于1912年8月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而另外两个小党派，“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在谈判后同时并入。由此，新的“国民党”成立，而同盟会的名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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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同样是主张两党制的，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宣言中说得很明白，“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能旗鼓相当”。据称，宋教仁曾密访过梁启超，其“两党轮流执政”的设想是否来自于此，目前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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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曾天真地认为，只要“国民党”能在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席位，“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进步党”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故一党在朝，发展其政见，必有一党在野批评其得失，研究其利害，监督之以使政府不敢为恶”，如此看来，民国两党制的格局似乎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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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在《政治上之对抗力》一文中明确提出“政治对抗力”的概念，用以论述两党制的合理性。梁启超断言，真正的民主国家，都须有对抗力才能稳定结合成一整体，有执政党须有反对党，“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各方面对抗力销蚀既尽之后，全国政治力量成为绝对的，其结果必为专制，而专制崛起之结果，必为革命。任何政府之稳健运行，须两党良性竞争形成稳定的政治对抗力，而两党政治是维持政治对抗力之最佳途径”。由此可见，梁启超扶持“民主党”，加入“共和党”，最终组织“进步党”，其动机便在于构建两党政治，消灭专制与革命，为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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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党本是英美国家的政治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几乎就是利益中人相互攻伐的代名词。1912年8月的《真相画报》上刊登了一副漫画，说：“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章士钊也在《民立报》上抨击道：“号称急进者，攻人不择人，骂人不择言，实为狂狷无识之士，自号温和者，附会权势，造谣生事……这种政党之争，纯属私见冲突，而非政见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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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进步党”、“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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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内务总长赵秉钧也戏称：“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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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新的内阁总理，不久即卷入“宋教仁遇刺案”并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民国初年刚刚起步的政党政治由此被打乱。在击败南方的革命党后，袁世凯以“公民团”的方式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之后便以涉嫌乱党为名取缔“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进而使国会瘫痪。由此，宋教仁功未竟而身先死，梁启超所设计的“进步党”与“国民党”相对抗的两党政治也随着国会的最终解散而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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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一心打造民国两党制的时候，似乎对北洋实力派有所忽略或者毫无办法，他一相情愿地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对西方政党政治毫无所知的袁世凯却是一个“开明不足、专制有余”的旧派人物。在大小军阀握着枪杆子的前提下，不管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都是不切实际的舶来品。对于这些军事强人来说，有枪就有权，什么“宪政民主”，什么“议会政治”，什么“两党制”，统统都是隔靴搔痒、痴人说梦。由此，民国两党制的夭折，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事实上，这并不仅是宋教仁或梁启超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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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五 蹊跷的定都之争与北京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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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宣布退位后，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但同时也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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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之所以要坚持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非到南京就职不可，目的就是要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因为袁世凯的势力主要在北方。但袁世凯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他是何等人物，岂有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又岂有孤身南下、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之理？南京定都之提议稍显幼稚，非待智者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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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袁世凯随后给南京临时政府复电，声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云云。这个“以退为进”的招数，袁世凯用得既冠冕堂皇，又无懈可击，不但为自己赢得淡薄名利、谦让自抑的好名声，还着着实实将了南方革命党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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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譬如民社、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便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定都北京乃民国内政外交之关键，倘若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而强敌也有乘机侵略之虞”；清末立宪派领袖张謇也不赞成迁都之说，他认为“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2月24日的《申报》更是以《去争篇》为题，攻击孙中山等人是“阳托参议院之议决，而阴以遂其胁制之私，置满蒙回藏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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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风头正健的革命老同志章太炎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在《致南京参议会论定都书》中宣称南京地处偏倚，备有“五害”：一是威力不能及于长城外；二是北民化为蒙古；三是日本俄国侵及东三省，中原如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四是清帝、宗社党、蒙古诸王可能作乱，致使国家分裂；五是迁都耗费巨资，难以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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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煽动下，各省都督、绅商代表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对定都南京表示异议。就连一贯主张建都武昌的黎元洪，这时也改口支持北京定都，“以免酿成大患”。而南方革命军中的许多将领如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也纷纷发表通电，主张临时政府建在北京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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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接到电报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不能自作主张，于是便将袁世凯的电报交与临时参议院讨论。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对定都南京一事也无甚决心，或许是他们认为孙中山的想法太天真，或者急于维系来之不易的和平，结果对于定都一事迟迟不能定案，最后只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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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结果出人意料，参议院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孙中山的主张（北京二十票，南京五票，武昌两票，天津一票），而参与投票的议员大多数为同盟会员。孙中山得知这个结果后极为愤怒，据《胡汉民自传》中称，“先生（指孙）召克强（即黄兴）至总统府，让之。克强亦谓党中不应有异议。先生遂召集院中同志黄复生、李伯申、邓家彦等为评言其得失，则皆唯唯。依参议院法，须政府再交议院，始能推翻原案。邓、黄等以是请。克强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曲之手续，议院自动的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以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是日适祭明孝陵，遂请先生上马出府。余称病不从行，而就府中草文书，交院再议；一面飞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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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兴声称要率宪兵队进参议院把所有同盟会籍的议员们绑缚起来及老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再次投票，最终以十九票对十七票的结果通过了以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的决议。不过，从这事可以看出，革命党内部意见也不甚统一，在孙中山提出必须实现定都南京等三个条件的同一天（2月13日），革命党人自办的《民立报》发表了《建都私议》的社论，提出八大理由来论证首都宜建于北京。而在谈到迁都问题时，广西同盟会员马君武怀疑宋教仁倒向袁世凯，出卖革命，于是对宋教仁“言语讨伐”，争执中，宋教仁怒而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奋起还击，重伤宋教仁左眼，也算是一段革命逸史。（胡汉民在《自传》中云：“宋以是质马，而亟批其左颊，马还击，伤宋目。宋入病院，旬日始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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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退归田园”的威胁并没有动摇孙中山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心，为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王正廷、汪精卫等人为成员的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等专使团到北京后，袁世凯倒是给予了盛情招待，但对于南下就职一事则模棱两可，只以“竭诚尽力，早日南行”相搪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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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在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2月29日），城北突然传来数声炮响，随即便是人喊马嘶，大火熊熊，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群的大兵。这群人一路上呼呼喝喝，沿途纵火抢劫，有些乱兵还冲到专使团的住处，吓得蔡元培等人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情状极为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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