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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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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经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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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更为壮大，除了少数人外，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也大多不抱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或许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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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结束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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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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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入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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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但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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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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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九 陈其美和他的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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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国民党时期的“四大家族”，有句话叫“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陈家指的是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这是为人所熟知的，但其上一辈还有三兄弟，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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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块大草坪上，高耸着一座扬臂跃马的雕像，像主骑着战马，英姿勃发，这就是陈氏兄弟的老二陈其美。这位曾在日本与蒋介石换过生死帖的结拜大哥，在当年的辛亥革命时期也曾叱咤风云，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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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有三兄弟，老大陈其业，老三陈其采，他排行老二。陈家兄弟是浙江湖州人（原为吴兴），家庭出身小乡绅，数代耕读经商，不幸在太平天国时期家产荡尽，尽管其父勉力恢复祖业，但毕竟劫后余生，大不如前。按照传统的习惯，其父对陈家三兄弟做了如下安排，老大陈其业继承祖业，经营农桑；老二陈其美外出学徒，志在从商；老三陈其采修学私塾，以博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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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在家守祖业，这在传统的社会中是最常见也是最稳妥的，因为读书在当时是奢侈的行为，而且得中的几率极小，所有只能让老三去尝试一下。农业社会，终究是要以农为本，辅之以商，这才能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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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老三其采也确有出息，他出生于1800年，小时候聪明伶俐，文采很好，十六岁中秀才后更让家人看到了希望。不久，陈其采进入南洋武备学堂学习军事，随后于1898年11月作为官费生被选派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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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年轻人习武从戎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但在甲午战争之后，时代潮流变了，一心读圣贤书的人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没过几年，清廷便废除了科举，当时最紧迫的是编练新军、抵御外侮，所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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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陈其采当时不会意识到，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意味着什么，但他的确是个幸运儿。早期的留日士官生非但在清末受到了极大的重用，而且在民国时期也是呼风唤雨，其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其年龄所不能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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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是留日士官一期生，同学中有蒋雁行、铁忠、吴禄贞、张绍曾、陆锦等40人；二期生25人，成名的有良弼、哈汉章、蓝天蔚、陈宦、冯耿光等人；三期有蔡锷、蒋方震、许崇智、曲同丰、贾德耀、陈文运、吴光新、张树元、傅良佐、魏宗瀚、魏邦平、王汝勤等；四期有蒋作宾、金永炎、王永泉、方声涛等；五期有李书诚、何成浚、陈之骥、陈仪、姜登选等；六期有阎锡山、孙传芳、赵恒惕、李烈钧、程潜、李根源、胡谦、刘存厚、罗佩金、杨文恺、孔庚、张开儒、张凤翙、卢香亭、顾品珍、周荫人等，以上都是1908年以前毕业的。1908年后毕业的还有徐树铮、杨宇霆、张群、王柏龄、何应钦、贺耀祖、钱大钧、汤恩伯等人。这些可都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牛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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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士官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他们当时大都在30岁上下，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如阎锡山、李烈钧、蔡锷等人已经做上了一省之督，这在科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留日士官生之所以能够在风云突变之时爬上这么高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清末的时候掌握了各省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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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廷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官费生一般要先入成城学校，这是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后来因为清廷派出的留日士官生太多，日本才开设了专收中国人的振武学校作为预备学校。在成城学校或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合格后，留日士官生才能进入日本现役军队见习一年，之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前三期与日本士官生共同学习，据说后来因中国第三期学员蒋方震在毕业考试中考了第一名并获取日本天皇的赐刀，日方感到很耻辱，于是后来的中国留日士官生便单独办班），再回原见习部队实习三个月，这才能获得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证书。后来的蒋介石，就是在振武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日本联队见习时，因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而中断，而与他同期的张群则是1914年又重新回日本士官学校继续完成了他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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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采在日本学习期间表现优异，他在成城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做见习士官，一年见习期满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2年3月，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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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采等人是第一批学成回国的军事留学生，自然受到了清廷的极大重视，他刚一回国，便被任命为驻沪新军统带；不久，又被派往湖南创办湖南武备学堂，并担任监督（校长）一职。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将新军扩编为步兵两标，陈其采在两标中都担任过标统（团长），此时他不过25岁。1907年，陈其采被调往南京任陆军第九镇正参谋官，未及一年，又被征调入京担任军咨府第三厅厅长，负责掌管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在此期间，陈其采还兼任了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的监督（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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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当时编练新军是花了血本的，每年的军费开支在5000万两银子以上，几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陈其采、吴禄贞、张绍曾、蔡锷、李烈钧、阎锡山这些人的升迁也如同腾云驾雾一般，就连地方督抚也要敬他们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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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的成功经历给了陈其美很大的刺激和启发。陈其美出生于1878年，比弟弟大两岁，他当时在一个典当铺里做学徒，26岁了学徒还没出师，而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了几年，便已经飞黄腾达、前途似锦，这如何能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陈其美要求弟弟给予资助并于1906年赴日，后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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