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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师是在黄兴的领导下所精心保留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但因为整编的缘故,中上层军官之间不甚团结,譬如当时黄兴将他的警卫团划给了第八师,但由于团长林虎所率的部队来自广东,与部队中的广西士兵及军官发生矛盾,这个团后来便被调到了江西(林虎与李烈钧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成为江西战场上与北洋军作战的主要力量。与林虎情况类似的是,第八师的旅长赵恒惕也因军中矛盾而将其中的一个团带到了湖南(这支部队在“二次革命”中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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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李纯部在进入江西后,首先与讨袁军前锋林虎所部发生激战,数日后,讨袁军初战告捷并迫使北洋军暂时后撤。李纯受挫后调集后续兵力反扑并攻陷湖口,李烈钧率讨袁军余部退守吴城,随后又退守南昌。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李烈钧在北洋军的围攻之下,只好退出南昌并解散剩余部队,最终与林虎等人秘密流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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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第二军的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也进入江苏并摆开合围南京的架势。黄兴得讯后,随即令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向邻近的北洋驻军发起进攻,又令第八师骑兵团及机关枪连、炮兵营、工兵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三师,第一师第1旅也随后跟进;第一师第2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协防北洋军倪嗣冲部;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其余部队,暂时驻防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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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遹所部在北洋军的优势兵力紧逼下,不久即撤出徐州。讨袁军中的高级将领们斗志十分消沉,坐镇南京的黄兴也是一筹莫展,整个司令部充满了悲哀失败的情绪。这时,逃到上海的原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布取消江苏独立的电报,并密令捉拿黄兴。在此情况下,黄兴觉得事无可为,便在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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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从南京不声不响地出走后,其他高级将领洪承点、冷遹等也当即出走,局势陷入了混乱。而在这时,革命阵营中的激烈派何海鸣、张尧卿、韩恢等人建立了“铁血监视团”,他们在得知黄兴离开南京后,急忙从上海星夜赶来,试图挽回颓势。如同武昌起义,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革命士兵再一次主动站了出来。在何海鸣等人的鼓动下,第一师的士兵赶走师长陈之骥(同盟会员,冯国璋之女婿),并与第八师联合起来占领了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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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勋部前锋已经抵达南京城外,尽管此时城内何海鸣领导的“讨袁军”连师长都无法选出,但革命士兵的战斗自觉性仍旧非常之高,他们每天都在街上站岗巡视,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无须号令便奋身前往;即使在阵前,他们也无须指挥,便向前攻击。这些士兵,便是黄兴任南京留守处改编的第八师所残存的部队,而临时领袖何海鸣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他将军中怀有异心的军官一律剪除,颇似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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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冯国璋率各部北洋军汇集南京后,双方势力更为悬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保卫战仍旧坚持了20天,这与何海鸣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20天里,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讨袁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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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约1000多人来到南京,这给南京“讨袁军”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何海鸣、张尧卿与柏文蔚之间出现不和,柏文蔚带领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而他带来的大部分人却自愿留在南京继续作战,足见当时城内的革命气氛是何等的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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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晨,北洋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张勋的辫子兵在朝阳门一带挖地道进去,用炸药将城墙轰塌两丈有余(当年湘军攻下天京也是用的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墙实在太厚)后,辫子兵随即蜂拥而入。这时,太平门、通济门、神策门也相继被攻破,何海鸣等人率领士兵们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北洋军展开残酷的巷战,战斗一昼夜后仍不屈服,并于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才最终溃散,何海鸣等人在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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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破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结束。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流云散,完全瓦解;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出走南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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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胡、陈两人也被逼走。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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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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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所发起的这次革命,当时的大部分国人似乎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时任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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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也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称:“今白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摒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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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护国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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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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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经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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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更为壮大,除了少数人外,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也大多不抱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或许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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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结束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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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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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入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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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但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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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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