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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师是在黄兴的领导下所精心保留下来的一支精锐部队，但因为整编的缘故，中上层军官之间不甚团结，譬如当时黄兴将他的警卫团划给了第八师，但由于团长林虎所率的部队来自广东，与部队中的广西士兵及军官发生矛盾，这个团后来便被调到了江西（林虎与李烈钧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成为江西战场上与北洋军作战的主要力量。与林虎情况类似的是，第八师的旅长赵恒惕也因军中矛盾而将其中的一个团带到了湖南（这支部队在“二次革命”中基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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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李纯部在进入江西后，首先与讨袁军前锋林虎所部发生激战，数日后，讨袁军初战告捷并迫使北洋军暂时后撤。李纯受挫后调集后续兵力反扑并攻陷湖口，李烈钧率讨袁军余部退守吴城，随后又退守南昌。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李烈钧在北洋军的围攻之下，只好退出南昌并解散剩余部队，最终与林虎等人秘密流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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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第二军的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也进入江苏并摆开合围南京的架势。黄兴得讯后，随即令驻徐州的冷遹第三师向邻近的北洋驻军发起进攻，又令第八师骑兵团及机关枪连、炮兵营、工兵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三师，第一师第1旅也随后跟进；第一师第2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协防北洋军倪嗣冲部；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其余部队，暂时驻防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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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遹所部在北洋军的优势兵力紧逼下，不久即撤出徐州。讨袁军中的高级将领们斗志十分消沉，坐镇南京的黄兴也是一筹莫展，整个司令部充满了悲哀失败的情绪。这时，逃到上海的原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布取消江苏独立的电报，并密令捉拿黄兴。在此情况下，黄兴觉得事无可为，便在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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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从南京不声不响地出走后，其他高级将领洪承点、冷遹等也当即出走，局势陷入了混乱。而在这时，革命阵营中的激烈派何海鸣、张尧卿、韩恢等人建立了“铁血监视团”，他们在得知黄兴离开南京后，急忙从上海星夜赶来，试图挽回颓势。如同武昌起义，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革命士兵再一次主动站了出来。在何海鸣等人的鼓动下，第一师的士兵赶走师长陈之骥（同盟会员，冯国璋之女婿），并与第八师联合起来占领了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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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勋部前锋已经抵达南京城外，尽管此时城内何海鸣领导的“讨袁军”连师长都无法选出，但革命士兵的战斗自觉性仍旧非常之高，他们每天都在街上站岗巡视，敌人一发起进攻，他们无须号令便奋身前往；即使在阵前，他们也无须指挥，便向前攻击。这些士兵，便是黄兴任南京留守处改编的第八师所残存的部队，而临时领袖何海鸣也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他将军中怀有异心的军官一律剪除，颇似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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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冯国璋率各部北洋军汇集南京后，双方势力更为悬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保卫战仍旧坚持了20天，这与何海鸣等人及其革命士兵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这20天里，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在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幕府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讨袁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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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约1000多人来到南京，这给南京“讨袁军”以极大的鼓舞。但是，何海鸣、张尧卿与柏文蔚之间出现不和，柏文蔚带领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而他带来的大部分人却自愿留在南京继续作战，足见当时城内的革命气氛是何等的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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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晨，北洋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张勋的辫子兵在朝阳门一带挖地道进去，用炸药将城墙轰塌两丈有余（当年湘军攻下天京也是用的这招，主要是朱元璋修的城墙实在太厚）后，辫子兵随即蜂拥而入。这时，太平门、通济门、神策门也相继被攻破，何海鸣等人率领士兵们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北洋军展开残酷的巷战，战斗一昼夜后仍不屈服，并于次日上午在雨花台同北洋军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才最终溃散，何海鸣等人在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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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破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结束。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流云散，完全瓦解；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出走南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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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胡、陈两人也被逼走。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就宣布取消独立。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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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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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对于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所发起的这次革命，当时的大部分国人似乎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时任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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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也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称：“今白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摒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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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护国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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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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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经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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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更为壮大，除了少数人外，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也大多不抱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或许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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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结束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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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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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入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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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但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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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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