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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和袁世凯在做事方式上颇有相像之处,两个人都是枭雄,重权术,轻条规,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有惺惺相惜之感。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当时袁世凯对张作霖极为笼络,每次张作霖来,袁世凯都会在办公室接见,而张作霖当时只是二十七师的师长,按理只能在居仁堂的楼下被接见。袁世凯用张作霖暗中抵制日本人,也成为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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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抵制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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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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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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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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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十一 “关门皇帝”的懊恼与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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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太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不错,《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敏感的。“知子莫若父”,反之亦然,袁克定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以圆自己的“太子梦”,竟然不惜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顺天时报》,并每天偷梁换柱地送给袁世凯看,这就不得不说是一桩奇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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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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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虽然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这事说来也蹊跷得很,在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从没有活过60岁的,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系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挥之不去,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更是令他感到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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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届六十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一再进言,宣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是啊,皇帝乃“九五之尊”,位极天下,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要说起来,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称帝一事若全怪在袁克定身上,也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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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难得的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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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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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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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最后两句是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光。可惜的是,袁世凯书读得不够多,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而他头脑一时发热,竟已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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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袁世凯揖让再三,最终接受了国民的“拥戴”,真的要改制当皇帝了。正式登基的黄道吉日定在1916年1月1日,在此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一次百官朝贺会,日子让袁克定来挑。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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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滑稽的是,这次朝拜既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规定程序,来贺的官员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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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令他懊恼不已。当天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来到居仁堂,但他并没有穿上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而是身着大元帅戎装,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不过,这反显得他那大脑袋更加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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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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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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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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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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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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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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