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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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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就是这样，等到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举起“护国”大旗，袁世凯只好将登基日期后推，说要等平定了叛乱再行登基，不料这一推就遥遥无期，而护国战争也非一时半会能结束的，结果袁世凯至死都没有正式登基，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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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做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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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至于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分别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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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袁世凯给黎元洪封了个“武义亲王”，不料这前副总统却屡加拒绝，不肯接受。这事传出去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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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曾追随他多年的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地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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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世凯沉痛地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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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袁世凯的身体也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又在袁世凯的面前大声争吵了起来。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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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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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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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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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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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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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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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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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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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十二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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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时候，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竟不满百人，情状甚为落寞。为此，鲁迅先生还写文章为之抱不平：“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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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参加“投壶”，但章太炎并没有出席，而鲁迅先生将这个传言当作了既成事实并认为这是章太炎“渐入颓唐”的“晚节之玷”，却是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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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亦称射壶，与现在的投圈、射飞标有类似之处，这既是古代的一种传统游戏，也是《礼记》中记载的一种礼仪。军阀时期，“五省联帅”孙传芳为倡导尊孔复礼而拉拢一些知名学者行“投壶”之事，因孙传芳为北伐军的敌人，因而参与者在北伐胜利后难免遭受非议。不过，章太炎确实是没有参加，后来的《鲁迅全集》中也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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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为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章太炎生于1869年，家乡浙江余杭，其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章太炎从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十六岁那年参加县试，不料突发癫痫病而弃考，后来便远离了科考场上的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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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取得过任何功名，但章太炎从小便颇具悟性，后尊父命进入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学问大进，成为同游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赏识。二十八岁那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了中国士人们一个极大的刺激，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章太炎也带着一腔的怒气北上，后来还寄出十六银元会费，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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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赴任上海维新派开办的《时务报》主笔，但在次年，章因与康氏门人冲突而退出《时务报》，转杭州任《经世报》、《实学报》主笔，1898年后又受张之洞之邀赴武汉筹办《正学报》，但未及一月即离去。当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担任《昌言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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