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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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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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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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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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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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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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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十二 章太炎：才子，“疯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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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时候，追悼会上前来吊唁的竟不满百人，情状甚为落寞。为此，鲁迅先生还写文章为之抱不平：“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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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孙传芳确实请过章太炎参加“投壶”，但章太炎并没有出席，而鲁迅先生将这个传言当作了既成事实并认为这是章太炎“渐入颓唐”的“晚节之玷”，却是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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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亦称射壶，与现在的投圈、射飞标有类似之处，这既是古代的一种传统游戏，也是《礼记》中记载的一种礼仪。军阀时期，“五省联帅”孙传芳为倡导尊孔复礼而拉拢一些知名学者行“投壶”之事，因孙传芳为北伐军的敌人，因而参与者在北伐胜利后难免遭受非议。不过，章太炎确实是没有参加，后来的《鲁迅全集》中也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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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为仰慕明末的两位大学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而改名章绛，别号太炎，后以“章太炎”一名闻天下。章太炎生于1869年，家乡浙江余杭，其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章太炎从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十六岁那年参加县试，不料突发癫痫病而弃考，后来便远离了科考场上的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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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取得过任何功名，但章太炎从小便颇具悟性，后尊父命进入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杭州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学问大进，成为同游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赏识。二十八岁那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了中国士人们一个极大的刺激，原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章太炎也带着一腔的怒气北上，后来还寄出十六银元会费，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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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章太炎不顾老师俞樾的劝阻，赴任上海维新派开办的《时务报》主笔，但在次年，章因与康氏门人冲突而退出《时务报》，转杭州任《经世报》、《实学报》主笔，1898年后又受张之洞之邀赴武汉筹办《正学报》，但未及一月即离去。当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担任《昌言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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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的夏天，北京风云突变，康梁等维新党亡命海外，而在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缉名单，最后慌不择路，避祸台湾，不久又转赴日本。章太炎最初是改良主义者，他与康有为的关系也不坏，在台湾时期两人还通过信，彼此景仰了一番。但庚子国变后，章太炎对清廷彻底绝望，由此走上了激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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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并参与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议会，但在制定章程时，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认清政府，一方面又请光绪皇帝复位，章太炎认为其自相矛盾，愤而当众剪辫脱衣，声明退会。俞樾得知此事后，大骂其“讼言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被师门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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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被逐出曲园，但章太炎毕竟在俞樾的指导下浸润七年之久，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均奠基于此而非自立门户。在这一年，章太炎刻印了自己的首部著作《訄书》，其书厚积薄发，文笔古奥，征引广博，因其难读而不为今人所知，就连其同时代人读来也颇为费解。此后，章太炎文笔滔滔，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文雄浑有力，传播最广，其在表明与康梁改良派分道扬镳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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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头骂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非但把康梁等人借以自重的光绪皇帝掀倒在地，也将清廷的威严一扫而空，令当权派极为恼怒，最后向租界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必欲去之而后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后，却效仿谭嗣同，说清廷要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巡捕来了，他迎上去，说：“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当局最后判了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的拘禁。要说起来，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还合算，因为清廷的损失更大，一个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严何以为堪？在专制时代，皇权是神圣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这遮羞布，那就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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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邹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颇为悲痛，写诗悼念道：“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翦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1906年6月，章太炎光荣出狱，随即东渡日本找到革命组织，并当上了《民报》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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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原本是不错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曾将横滨几十名义士召集起来为章太炎接风洗尘，极其器重。在这次聚会上，章太炎自称喝了七十余杯而不醉，兴致之高，可见一斑。在接任《民报》主编的这段时期里，章太炎除了脑病发作改由张继、陶成章编辑三期外，其余各期的所有编务和发行，都是由他一人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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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才气与性格，决定了他与任何人都不能相处太久。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压力下，赠送孙中山5000元促其离境，日商铃木久五郎也向其馈赠了一万元。孙中山接受了这两笔钱之后，也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商议，便留下2000元做《民报》的经费，然后带着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离开日本，去西南边境搞革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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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得知孙中山得了两笔款子却只给《民报》留了2000元后，立刻嚷嚷了起来，同盟会本部也炸开了锅，革命义士们一个个拍桌摔凳。张继说：“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钱干什么！真是丢人！”刘师培则骂道：“孙文受贿！”章太炎更是火气冲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孙中山的相片，然后批上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数字。这还不解气，他以为孙中山在同盟会香港分会，于是又将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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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盟会东京本部闹成一团的时候，孙中山却在西南地区连续策动了三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消息传到东京后，“反孙”声浪更是进一步高涨，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等人纷纷要求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等人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刘揆一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于是张继便和刘睽一互相扭打起来；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他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以至于起义无法发动。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卖的窳劣武器发动起义，无异于让革命义士白白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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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革命同道们闹翻后，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头。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上，革命同志给章太炎编了一则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借以劝诫：“（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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