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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两国忠臣”，其中一位便是王士珍（另一位是步军统领江朝宗）。但在张勋复辟失败后，王士珍等人不但附逆无罪，反而因“维持北京秩序”有功。在这场闹剧结束后，王士珍本来觉得无脸见人，想回正定原籍隐居，但段祺瑞和冯国璋赶紧跑来抚慰，劝他以北洋团体为重，继续担任参谋总长。既然老朋友盛情难却，王士珍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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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事及多年的朋友，王士珍的确与段祺瑞及冯国璋抹不开面子。在总统冯国璋与总理段祺瑞闹矛盾的时候，段祺瑞被冯国璋罢了官，随后便找到王士珍来做替手。王士珍和冯国璋是老哥们固然没错，但这“段去王来”，王士珍出任总理又觉得对不起段祺瑞，有卖友之嫌；可冯国璋不放过他，说：“老聘，难道你就忍心看我的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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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王士珍推脱不得，只好再次勉为其难了。不过，民国初年的总理是不好当的，有一次，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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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很强大，王士珍的总理职位还没有做满三个月便自动下台了。不久，冯国璋和段祺瑞也分别引退，换了徐世昌上去做总统。“北洋三杰”中，冯国璋最年长，也最先走完了他的历程（1919年去世）。王士珍则在辞去内阁总理后便不问政治，甘心退隐。1926年张作霖出任安中国军队总司令并把持北方政权后，派鲍贵卿请他出山组阁，被他坚决拒绝。后来张作霖亲自来请他，王士珍无奈之下，跪着磕头说，我干不了啦，你饶了我吧！张作霖只好回去并对人解嘲说，聘老怎么突然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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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王士珍病逝于北京，终年70岁。王士珍没有儿子，只有二女，去世前有两处房产和十余顷田地，其在北京的房产还是学生鲍贵卿和卢永祥等人给他买的。总体来说，王士珍的一生为官清廉，不事铺张，也算是出军阀之淤泥而不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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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一 军阀“楷模”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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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点固然不容置疑，但细说起来，他还真不能说是军阀。所谓“军阀”，从理论上来说，至少应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己直辖的军队（至少有个师长、督军之类的封号，手下有一大帮枪杆子）；二是要有自己一手控制的地盘（可以抽税养兵，如张作霖之于东北）。但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实际上是个“三无总理”，不但前两项条件一个没有，就连他领导的国务院，也没有稳固的财政收入（在军阀年代，除了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能提供若干“关余”之外，北京政府便难有收入，那些地方军阀对于税款解送中央大都置若罔闻，这既是清廷垮台后各省军阀割据的结果，也是民国初期各届政府均要举借外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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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直接控制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地盘，还没有钱，那段祺瑞又如何能做上总理呢？说起来，老段还是有点资本的，他靠的是自己的赫赫声名及多年来形成的门生故旧。在袁世凯死后，各省军阀需要一个享有威望的人来组建中央政府以示统一，而当时那些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是段祺瑞曾经的同袍或者门生故吏，在旧道德和实际利益的驱使下，这些军阀纷纷以段大哥或段老师为龙头老大，唯其马首是瞻，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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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的声名得来并不容易，他的一生也颇多磨难。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祖父段佩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年幼的他随同祖父段佩住在兵营，从小便熟悉了军旅生活。十四岁那年，祖父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的小段在将祖父的灵柩扶送回合肥老家安葬后，只身一人步行两千多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了堂叔段从德，并在其手下做了一名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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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接踵而至。就在段祺瑞来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赶到威海看望儿子后，在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离家不过三十里地），盘缠被掳掠一空，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威海后，段祺瑞请假奔丧而未获得批准。八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次才被批准回家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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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刚满十八岁的段祺瑞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大妹启英十二岁，二弟启辅十岁，小弟启勋九岁），心情十分沉重。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身为长子的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但时来运转的是，李鸿章在1885年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并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段祺瑞听说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决心在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立刻报名应征并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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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随后又被选派到德国柏林军事学校留学两年。在其他同伴已经学成回国后，李鸿章再次指派段祺瑞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直到1890年底，25岁的段祺瑞才返回国内，可谓是当时清廷最优秀的陆军留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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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当时的清军对这些军校毕业生不甚重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委以教习之类的闲职而没能进入军营中做带兵官。以当时的军界风气，那些行伍出身的旧派军官大都看不起军校毕业生，他们认为这些娃娃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不能委以重任，即便段祺瑞这样留洋回来的优秀军官，也屡屡遭到这些旧军人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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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后，那些军校毕业生才开始得到重用。当时袁世凯请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荫昌推荐人才，荫昌很自然地便想到了段祺瑞，随后将他推荐到袁世凯的门下。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有近两千人，段祺瑞被委任为炮队统带后立刻大展身手，并得到袁世凯的极大重视。段祺瑞带的这支炮队虽属首创，但已拥有速射炮、重炮等六十门，战马近五百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称为中国炮兵司令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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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袁世凯的不断升迁，段祺瑞也跟着沾光，他陆续做过随营炮兵学堂、武备学堂等各类军校的总办及北洋六镇的统制之职，由此门生故吏遍天下。在辛亥革命期间，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领衔发出“共和通电”，立下“一造共和”的不世功勋；在清朝覆灭后，段祺瑞接着做陆军总长，后来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隐居西山。袁世凯死前，命人将段祺瑞找来并将国事托付给他，段祺瑞由此做上内阁总理，所谓“二造共和”；1917年张勋复辟后，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并很快击败辫子军，所谓“三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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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三造共和”的元勋，给人的印象却是极为古板严肃，不好打交道的。老段平时一贯板着脸，不苟言笑，就算他家里人，也不太敢轻易接近他。和袁世凯一样，段祺瑞在生活上很刻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他当总理的时候，一向是在家吃早饭，随后上书房看公事，看完公事后去衙门，中午再回来吃饭；吃过中饭后，在内客厅睡午觉，然后有客的时候会客，无客的时候就与棋手们下围棋或者打牌（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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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非常喜欢下围棋，当时他还特意养了一批棋手，每月发给工资，以陪他下棋。在和段祺瑞下棋时，那些棋手都十分识相……既不能赢段祺瑞，因为老段自尊心很强，输了他会很不高兴；但也不能多输，因为多输的话，会让段祺瑞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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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段祺瑞有一次和儿子段宏业下棋，棋到终盘，段祺瑞大负，气得他跳起脚来，把棋盘掀翻，并怒斥段宏业道：“你这小子，一无所能，就知道玩这个，你以后有什么出息？”段宏业被斥后，只得诺诺而退。（想必儿子输给了他，段祺瑞又会笑骂：“你这小子，连个棋都下不好，你以后还能干什么？”）段宏业是段祺瑞的大儿子，平时吃喝玩乐，素无大志，在外面一向是花天酒地，唯独见了老段就像是老鼠见了猫，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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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有个小棋手不畏惧段祺瑞，这就是后来名震一时的吴清源。吴清源在做段府棋手的时候年纪很小，也最受段祺瑞的喜爱，他在和老段下棋的时候毫不客气，两人经常能下个旗鼓相当。但随着吴清源水平的不断提高，段祺瑞和他对弈时往往输多赢少，后来也就不再和他下了。吴清源后来入了日本籍，成为日本围棋界的一流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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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脾气大，治家严，手下的人都战战兢兢，不敢犯错，特别是不敢向来宾索取门包。按前清的规矩，一般大官的门房都有一个陋规，那就是收取门包，否则就进不了门。在前清的时候，段祺瑞大概吃过这个“门包”的亏，因而最恨别人收门包，他要是听说谁收门包，还真能把人拉出去枪毙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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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按中国人的习惯，过年过节的终究要礼尚往来，而地方上的官员来京办事，也一般会给重要的京官送点礼，这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个规矩，唯独到了老段这里行不通。每逢有人将礼物送到段公馆，门房都是将之放在内客厅门口的条案上，等段祺瑞亲自过目后再做定夺。段祺瑞每次路过时，总是仔细地看了又看，最后挑一两件最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全部让人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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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给段祺瑞送了一幅精美绝伦的围屏，上面镶有各种宝石，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段祺瑞也很欣赏，并把它留了下来。当晚，段家的人喜欢得不得了，到了半夜还偷偷起来观看。当大家以为这个围屏会被留下的时候，第二天一大早，段祺瑞便令人送回。张作霖有一次派副官给段祺瑞送了一些东北的特产，如江鱼、黄羊等，直到那位副官一再恳求，段祺瑞才收下两条江鱼，这已经是非常大的面子了。不过有一次，冯玉祥给他送了几个大南瓜，老段倒是很中意，没有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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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也曾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送礼的故事，说是清末翰林王铁栅先生在四川灌县做知县的时候，有一次去见藩台，一等等了几个小时，原因是没有纳门包；第二次去，纳了八两规银，仍旧不得见，原来叔太爷和姨奶奶的那两份没有纳。王老一怒之下大骂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是个冤枉官，我不纳这冤枉钱！”门房说“你不纳，就别见”，王老说：“我不纳，我走就是！”一时间吵闹起来，藩台命召见，只说了三句话，就端茶送客。原来，接见时间也是按照门规的多少来定的。清末腐败，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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