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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说，段祺瑞虽为“北洋之虎”，其实徒有虎相而无虎威，其人仁心宅厚，绝非草菅人命的军阀之流。段祺瑞在政治上并不成功，在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后，他便退居天津租界，开始吃斋念佛，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由于段祺瑞是民国初年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和尚们都以段祺瑞来自己的庙里做法事为荣，每每奉承段祺瑞是菩萨转世，为普度众生而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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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奉承久了，段祺瑞也有点飘飘然。直奉战争爆发的时候，老段就在讲经大会上大骂：“这些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们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说到这里，他又不免沮丧地说，“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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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修罗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也是佛教中的天龙八部之一，因为它经常与天神交战，因而战场也被人称为“阿修罗场”。老段把军阀们称作“阿修罗王”，但他自己当政的时候也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只不过他认为军阀们混战是穷兵黩武，而自己“武力统一”却是为了“普度众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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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并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之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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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四年后（1924年冯玉祥与张作霖联手击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后），老段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老段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唯独与之前不同的是，老段增加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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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老段再次下野，从此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旋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或者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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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统一送出，当时段祺瑞为学堂督办，也算是有师生之谊）。此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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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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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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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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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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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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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作为民国年间的大人物，段祺瑞一生不蓄私财，不徇私情，不拥兵自重，这在军阀中，无论如何都算是至为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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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二 少年英才顾维钧的出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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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史家何炳棣先生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他于1945年底在美国留学期间入住哥伦比亚大学那座知名的研究生大楼时，心情十分激动，倒不是因为这个楼的十四层高度（作为宿舍楼，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而是一进门就看见楼底橱窗内陈列着校友顾维钧博士的一个纪念银盾，上面说明是哥伦比亚大学与耶鲁大学在1910年的辩论比赛中，哥大获胜，其辩论组的领队即为顾维钧。何先生看到后，极为兴奋，当即决定在这里进午餐，并点了一份最贵的菜，以向多年前的师兄表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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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是个大才子，张学良曾这样评价他说：“顾维钧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个人实在是个能干的人。”但是，张少帅又补充了一句：“他就是不卖力气。他要真卖力气他真行！可是他不卖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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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少帅哪里明白，真才子大都是不需要卖力气的，卖力气的那就不是天才而是人才。顾维钧这个人，当时应该算是罕有的才子，所以他不卖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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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字少川，上海嘉定人，其父顾晴川曾入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幕府，因其精于商业与洋务，后来出任了交通银行第一任总裁。顾维钧出生在这样一个中西结合、半传统半现代的家庭，他先读的旧私塾，十岁后入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不久又进入圣约翰大学（当时名“圣约翰书院”）；1904年，十五岁的顾维钧在施肇基的陪同下与江苏官费生一行七人前往美国留学（顾系自费留美），他先在库克学院适应了一年，随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与国际外交。1905年底，当清廷派出的宪政考察团访问纽约时（施肇基也是成员之一），顾维钧还曾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前去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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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时代的顾维钧是个活跃分子，读书对他来说似乎从不是问题，因为他从小就认为学习“既是学习，也是娱乐”，因而他有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参与校内的活动，如演讲、辩论甚至戏剧；后来，顾维钧还担任了校内刊物《旁观者》、《哥伦比亚人》的编辑及《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他大三的时候，他还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并当上了其中的一名委员，这对于一个外国学生而言，应该说是极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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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的顾维钧却在个人问题上遇到了一点麻烦，原因是他的父母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便给他定下了一门亲事，在他十八岁后，父母便不断写信来催促他回国完婚，因为按当时的风俗，女孩子超过了十八岁仍未结婚显然是不合适的。顾维钧并不想接受这门婚姻，但他的大哥也写信来劝他回国一次，因为父亲与对方是多年的世交，想要废除这个婚约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父母已经为此感到焦虑而难过，他劝顾维钧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思，至少也应该亲自回来一趟，好好商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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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尚未开化，传统观念很重，退婚之事非同小可，加上他们对海外求学又多有误解，往往看不惯这些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年轻人，一旦有人反对这种“盲婚”，乡民往往谣传彼等在国外已经被巫医割去睾丸制药，以至于丧失性机能而被迫退婚云云。由此可以推论，顾君也难免有“割丸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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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接到大哥的信后也意识到事情重大，他只好答应回国商议此事，但他刚一到家，他的父母立刻暗示要给两人完婚，顾维钧为此还与父亲争吵了一次，结果父亲一怒之下竟然宣布绝食，除非儿子肯答应这门婚事。在大哥的苦苦劝导之下，顾维钧被迫让步，只得答应完婚。父亲听到后，立刻不绝食了，并吩咐马上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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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不情不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在洞房之夜，他竟然拒绝与新娘同房，而且持续了好几个晚上，这让大家都感到十分不安。在父母的压力之下，顾维钧最终回到自己的房间，但他却宁可睡在躺椅上也不与新娘子同床。纸里毕竟包不住火，当顾维钧提出要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时候，父亲说可以，但前提是带上自己的新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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