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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三 “五四”狂飙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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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一幅硕大的对联竖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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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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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联的另一头，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咬破手指所写的血书也悬挂在那里，“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猎猎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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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集会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进发。在途中，教育次长袁希涛、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但他们均未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东交民巷后，由于此日为节假日，公使不在使署，巡捕房未得命令，坚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来来往往的例行公事中延宕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未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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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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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此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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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地撞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劝阻学生的时候，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几分钟后，突然“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并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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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首先发现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们并没有对两人动手，而是放走两人，继续寻找曹汝霖。但学生们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曹汝霖的踪迹……那几人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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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曹汝霖在大门被打破时逃出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曹汝霖的回忆，他在学生闯进大门后，仓促间躲进了其妻与女儿卧室中间的一个箱子间，但学生们却并未细细搜查，而只是噼里啪啦地砸门窗玻璃，然后扔掷屋内的瓷器，在乱嚷了一阵后，他们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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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半左右，曹宅突然起火，躲在锅炉间的章宗祥几个人慌忙窜出，由于章宗祥穿着礼服，一下就被人认出，结果被堵在后门被学生痛殴（学生以为他是曹汝霖），有个学生拿个了铁杆敲了章宗祥的脑袋，章宗祥顺势倒地，学生们以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着“曹汝霖”被打死了，一边逃跑了。另外一些人听了这个消息后，纷纷赶来看，要证实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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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这个间隙，日本人中江丑吉冲了过来（他也与章宗祥素有交往），将章宗祥搀扶着，连抱带拖地出了后门，并将章宗祥推进了对面的油盐店。学生们见“曹汝霖”没死，哪肯放过，他们随即跟踪而至，并要将“曹汝霖”拖出殴打，但这个日本人拼死护住，结果替章宗祥挨了不少打，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所幸中江丑吉在挨打过程中不断说着一口不熟练的中国话，学生明白他不是中国人，这才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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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起之后，大批的巡警赶来，最终将学生们和看客们驱散，并当场抓捕了32人（其中便有著名的许德珩）。随后，消防队赶到现场将大火扑灭，但此时的曹宅已经被烧得只剩下门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曹汝霖及其家人也都趁着火起的时候偷偷溜走，并无人员伤亡（被打的章宗祥和中江丑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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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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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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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名叫肖劳，他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亲眼目睹，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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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煤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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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要问，学生们为何如此痛恨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三人？他们又究竟干了什么？这事说来话长。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打死，德国随后派出远东舰队直奔山东半岛，并强迫清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等项权利，山东由此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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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一举夺下由德国人经营了近20年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俨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宪帝制前，日本突然抛出“二十一条”，并以决裂的姿态逼迫袁世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而当时参与对日谈判的，正是曹汝霖、章宗祥等人。除袁世凯应负主要责任之外，这些外交人员亦可谓是“五七国耻”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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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接引发这场狂飙的不是“二十一条”谈判，而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彻底失败。当时日本代表抛出“西原借款”中“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北京政府代表章宗祥的回复，其中便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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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于细节的推敲，这个“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又有什么建议？章代表为什么会“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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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顺高徐铁路是胶济铁路的支路，当年德国人强租了胶州湾后，便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新兴城市（青岛）并修建了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胶济铁路）。胶济铁路是德国人投资修建不假，但整个铁路的路权及其沿线的矿产开发权等也被德国人攫取，这种投资是带有特权的。日本人把德国人打跑后，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之前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实际上是归于无效，而日本想继承德国权益的话须重新签订条约，否则无直接的法理依据（即便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胁迫中国承认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所有权益，但中日之间仍无条约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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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小圈套，这便是“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是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款2000万日元，以建造济南到顺德及高密至徐州的两条支线。在谈判过程中，中方提出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撤至青岛，日本同意撤走，但须留下一小部分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由中国负责，但巡警本部等处须聘用日本人；待胶济铁路确定归属后，改由中日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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