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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在得知这一最后裁决后，在5月4日向和会提出了强烈抗议：“三国会议为了维持和会不致破裂，竟然以中国为殉葬品。中国的命运因为要加入国联的缘故，反而要成为国联的利益交换品。这种不信不义的处置，实在万难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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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们对中方的抗议置若罔闻，他们在5月6日按照原计划公布了《凡尔赛和约》。由于当时加入新成立的国联必须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二难中做出选择：要加入国联的话，就必须签字；不签字就不能加入国联。由此，中国在此次巴黎和约上的外交，已经宣告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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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仍旧凭战力，公理岂能敌强权？”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标榜“公理、正义”的和会上竟然被以战败国对待，真是在国人头上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在谈判桌上声音的大小，往往是由其拳头软硬来决定的，你一个穷国弱国，就算你喊破了喉咙，又有谁会理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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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中国外交失败后，《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名叫《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文：“上海的和会（当时的南北军阀谈判），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哪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即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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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珩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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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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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其中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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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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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北大学生和其他校的学生代表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大会上，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慷慨激言，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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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自己的拳头仰天长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门游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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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他的话，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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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拟了一个宣言，“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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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拟的就激进多了：“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也！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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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发生什么激烈行动，据4日那天记者的报道，步军统领李长泰得知学生聚集天安门后，学生代表向他解释：“今天我们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可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说：“那么，宁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不要别闹出什么国际交涉来。”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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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那些学生回去休息了，而少数留下来维持秩序的、零星掉队或者围观的，反被警察给抓了起来（火烧赵家楼后，警察总监和步军统领亲自前来督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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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梁实秋的回忆，章宗祥的儿子当时与他同一寝室，五四运动后早已走避，但愤怒的学生仍旧冲进他的宿舍，将里面的东西捣毁一空，这让梁实秋非常不满。在5月19日北大学生开始外出演讲后，梁实秋也随着清华学生一起入城，但在途中愤怒的学生将一辆乱按喇叭的汽车砸毁，对此，梁实秋反思道：“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大街上如痴如醉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谓之群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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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赵家楼”的主角匡互生于当年夏天毕业后也曾对于之后的运动感慨地说：“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老调不可复弹矣！”至于当年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年轻人，一部分人随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等；另一部分则改而走上了“学术救国”等相对温和的道路，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闻一多、罗章龙、罗隆基、张申府等。不管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年轻人的血终归是热的，他们的峥嵘岁月，在历史的丰碑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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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四 “五四”之后的大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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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赵家楼”后，一些安福系政客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之所以闹事，主要是因为蔡元培之前过于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这才引发了“五四”风潮的爆发。在这些人的眼中，蔡元培这个老革命党，“老夫聊发少年狂”……贼心不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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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之下，蔡元培在学生被释放后的第三天便提出辞呈，并悄然离京出走。同时受到指责的还有教育总长傅增湘，他因为同样鼓励学生参与“一战”后的庆祝活动而被迫提出辞职，安福系政客田应璜则拟出任教育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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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去职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学生当晚便以“停课待罪”的方式来挽留自己敬仰的校长。随后，北京各大专学校的校长们也宣布全体辞职，团结一致，与蔡先生同进退。这时，积极参与“五四”活动的北大学生郭钦光因愤激病逝，随后因对同学的哀悼而引发了5月19日的北京中等学校以上学生的总罢课，参与者达到25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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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总罢课较“五四”那次成熟许多，学生们明确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总长和蔡元培先生”等项要求，也就是后来的八个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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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津、杭州、南京等地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行动，这使得全国的罢课风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人一贯要面子，如果北京政府轻易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搁呢？于是总理钱能训就“惩办国贼”的问题答复说：“学生如果有他们的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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