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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并不想失去顾维钧这个人才，他派人给顾维钧传话，让其回总统府任职，而唐绍仪也认为内阁任职与总统府的任职并不冲突，建议他回去复职。顾维钧说，外交次长颜惠庆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唐绍仪说，两个都应承下来，这就像做总理秘书与总统府秘书一样，并无妨碍，而且唐绍仪郑重地告诉顾维钧，外交部是他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由此也指明了顾维钧的事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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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能说十分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国语也因为常年驻外而略显蹩脚，不过，他和顾维钧同为上海人，因而将这个小同乡安排为自己的秘书，每次要会见英语国家的使节时，顾维钧都要充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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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最令顾维钧感到不满的是，外交总长在答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时，不是召其来外交部，而是派秘书前往使馆答复，而这种任务常常落在顾维钧的身上。顾维钧学外交出身，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是不符合通常的外交惯例的，但这种惯例却通行于亚洲国家，特别是在庚子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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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外交部任职外，顾维钧还担任了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因而几乎天天都要去总统府，不过，顾维钧并不是天天都能见到袁世凯，而只是在袁世凯会见外国使节或者显要人物时，才会安排他做翻译，其他时间则一般是处理大总统的英文函件和公告。在与袁世凯多有接触后，顾维钧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极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虽然他从来没有留过洋，也不认识一个外国字。另外，顾维钧还认为，袁世凯虽然是民国大总统，但他对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并无认识，这或许是他在种种乱象后求助于帝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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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政期间，其碰到的最为棘手的外交难题便是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强占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这个问题的后患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作为外交与国际法的专家，顾维钧、伍朝枢（外交家伍廷芳之子）、金邦平三人应邀参加了袁世凯主持的内阁会议，由此了解了从提出“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乃至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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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力大不如人的情况下做外交，是一件难度极高也极容易受人诟病的事情，陆征祥、伍廷芳、施肇基、顾维钧乃至曹汝霖、章宗祥等人便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不过，顾维钧却是个特例，他的升迁也是极快的，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他在进入外交部一年后便升为参事，1915年7月即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三个月后便被提升为驻美国公使，这在当时是不亚于驻英国公使的外交重要职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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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公使时还不到27岁，而且这出自于袁世凯的亲自安排。事实上，顾维钧出任驻墨西哥公使不过是为他出任驻美国公使做个铺垫，以免给人少不经事的感觉。但可惜的是，半年后，袁世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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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少年得志的顾维钧便陷入了民国政治的大染缸中，任凭他有一身本领也无从施展，这或许是他在后来的各届内阁中虽担任过各种部长甚至是亲自代理或组阁而又“不肯出力”的原因吧。就民国这样的政治大泥潭，即便是顾维钧想出力，恐怕也找不到着力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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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顾维钧的才能和地位，其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成就是那般的不成比例，唯独的一个亮点是巴黎和会。虽然中国外交失败了，但顾维钧在和会上的抗争，可圈可点，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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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曾带给中国人很大的憧憬和幻想，以至于它给中国人的伤害也同样的深。在和会开幕前，中国外交代表团派出规模堪称豪华的阵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驻欧洲使节），但大会只给中国安排了两个正式席位，这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他手下至少拥有五名出色的外交家：施肇基、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胡惟德，好在席位可以不限代表，这几名外交家才得以轮换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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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上绕不过去的是“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受邀前去陈述意见，这个重任便落在了顾维钧的身上。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在和会主席团“十人会”上发表中国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声明，这次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顾维钧从国际法、历史、现状等方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并赢得了各国首脑们的一致称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等人都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并盛赞这次发言是一次“卓越的论述”，这与前一天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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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交与国家利益毕竟不是靠精彩的演说所能争取来的，尽管顾维钧表现出色，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仍旧遭遇惨败，非但“山东问题”未能解决，就连保留意见的权利都未能实现。在和会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代表团面临着“签还是不签”的困境：签，则使得日本侵占青岛及继承原德国权益“合法化”；不签，则可能失去加入国联并获得相应权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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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拒签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在争取“保留附于约后”失败后，代表团于签约（6月28日）的前一天电示北京政府，说明拒签的理由，但吊诡的是，北京复电称对此事已有指示，为何代表团没能收到？北京发来的这份电报事实上是在和会规定的时间（即6月28日下午三点）后才到达的，其训令明确指示“拒签”，但何以会在签字时间之后才到达，其中是否有外人搞鬼，颇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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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在不明确北京政府指示的情况下，断然决定拒签。顾维钧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和会的最后一天：“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这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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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的话是对的，中国可以缺席这次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但中国能永远缺席于世界的大舞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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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三 “五四”狂飙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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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下午一点左右，来自北京十几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一幅硕大的对联竖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下，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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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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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联的另一头，前一天晚上北大学生咬破手指所写的血书也悬挂在那里，“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随着学生们的激愤而猎猎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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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集会后，学生们随即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进发。在途中，教育次长袁希涛、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闻讯赶来，但他们均未能阻止学生的前进。到东交民巷后，由于此日为节假日，公使不在使署，巡捕房未得命令，坚不放行，结果数千名青年学生在来来往往的例行公事中延宕了近两个多小时，最终未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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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随后便决定改道前往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游行的总负责人傅斯年担心途中会出意外，但他已经无法阻止学生运动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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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的中午，曹汝霖和章宗祥应大总统徐世昌之邀前往总统府赴宴，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曾劝他们暂时不要回府，但曹、章两人不以为然。三点左右，曹汝霖和章宗祥一起回到了赵家楼胡同西口的曹宅。不久，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和一位名叫中江丑吉的日本记者来访，尽管他们已经得到学生要来赵家楼的消息，但此时曹宅外已有上百名警察保护，因此也就不以为意。他们觉得学生们不会搞出什么名堂，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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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左右，大批学生来到曹宅门口，形势立刻为之改观。尽管警察们严阵以待，但数千学生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很快，一些学生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见我！”一边猛烈地撞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劝阻学生的时候，双方发生冲突，在混乱当中，有学生绕屋而走，寻找其他入口，几分钟后，突然“哗”的一声，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他们蜂拥而入并四处寻找卖国贼曹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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