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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杜牧曾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在此次上海“三罢”运动中，就连青楼中的女同胞们也纷纷响应，她们主动站了出来，自费印刷传单发放并呼吁花界同胞捐助学生联合会。在学生进行游行和宣传活动时，这些女同胞在路口设立饮茶休息处，以示对爱国学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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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只得于6月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免职。在“内惩国贼”的目标实现后，各地的“罢工罢市”风潮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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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中国代表是否应该在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又再次成为焦点，各地学生和社会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到北京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由此，五四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拒签和约运动”再次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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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直对学生运动保持沉默的段祺瑞突然发表看法，他说：“学生们有爱国心，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有一言相劝，尽心求学，成为人才，将来鼎新政治和工商实业，这样才可以强国。”说到这里，段祺瑞话锋一转：“如果受人愚弄，只能助长某些人的嚣张之气，误己误国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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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大概意思是同意签字，因为不在和约上签字的话，中国将不能加入国联，到时一些有利条件都不能得到保证，两害相权，学生不应该在签字问题上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老段的话，不但遭到学生的反驳，就连他的政敌们也纷纷向他发难，比如直系大将吴佩孚公开通电支持学生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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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也不甘心就此签字，他们先是提出一个“保留签字”的方案，即中国在和约上签字，但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有所保留，不能承认。但是，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和会的拒绝，当时中国代表面临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签字或者拒绝签字，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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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最初是倾向于签字的，但在社会各界的反对下，只好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专使团，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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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下午三时，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的签字仪式。这一天，中国代表团函告和会主席，表示中国将不派代表出席，也就是拒签和约。这一天，从上午开始，中国代表团住所的外面便围满了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他们公然宣称：如果代表团去签字的话，就要发起“致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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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如此，倒也不必苛责外交人员。毕竟，在一个“力大为王”的强权社会中，但凡国力比不过别人，难免不低声下气。如此，弱国的外交家，岂不更是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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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拒签和约”算是完成了“外争国权”的目标，而“罢免三贼”则完成了“内惩国贼”的任务。但是，山东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一直到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军才最终撤出山东并归还青岛，但中国须花钱赎回胶济铁路，并且中日共同经营，这又为后来北伐时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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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是躁动的一年，其中的表现之一是民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觉醒，他们迅速成为新生的政治力量崛起于中国的舞台之上。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张国焘、周恩来等人，还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甚至新崛起的北洋第二代人物如吴佩孚等，他们即将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大放光芒，而学生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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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大呼冤枉，如曹汝霖在宅子被烧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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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标准的“海归”。他们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也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由此，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陆宗舆，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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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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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逗的是，章宗祥与陆宗舆在“五四”风潮中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触霉头的是章宗祥，4月中旬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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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泪影涟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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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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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又分别出任了不同伪职。如此看来，“卖国贼”这三字，真不算冤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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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五 革命之后：蔡元培的尴尬与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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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热情支持爱国学生，这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学潮中被学生殴打一事，却为人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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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祖父及父亲两代均为商人，但在他十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家境由此中落。蔡先生的母亲性格刚强，靠着家中原有的一点积蓄，多年来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成人，殊为不易。蔡元培先生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在科考路上也是一帆风顺，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便考中进士、点庶吉士，进翰林院，两年后散考授编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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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才子，科试连捷，中进士，点翰林，任编修，前途无量，风光无限，古往今来有此幸运者并不多。功名乃古代读书人第一等大事，若幸而得中，必多加夸耀，但蔡元培先生在其自传中竟然不置一词，其淡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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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的科场连捷得益于他的奇特文风，当时人称“怪八股”。原来，蔡元培在写作中常用古字并善引僻典，文章隽永古奥，大异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风，结果反而给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很多士子也模仿他的写法，以为终南捷径，殊不知，这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售者并无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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