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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下旬，在击败商团武装之后，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加伦将军，来到了广州（加伦的前任、原苏联军团长巴·安·巴甫洛夫，在当年7月赴东江前线视察时意外落水身亡）。这位不太带政治色彩的苏联军事将领的到来赢得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在内的中国将领的一致称赞，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称得上并驾齐驱。除了加伦之外，苏联还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数量的苏方政治顾问，活跃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级机构中，这也给各省军阀及英、日等列强诬称广东“赤化”落下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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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方支持，蒋介石在与苏方闹翻前曾半客观半感谢地说过：“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联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革命的使命，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不错，蒋介石访苏期间不能说是满载而归，但在北伐前的这段时间里则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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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际，企图向广州反扑。广州革命政府得讯后当机立断，决定以黄埔军校“校军”为右路、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为左路，向陈炯明势力所控制的东江地区（今惠州以东至汕头一带）发起进攻，时称“第一次东征”。当时的黄埔军校“校军”虽只有两个教导团，兵力也不多，但其骨干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因而战斗力特强，成为东征军的绝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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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军兵至常平时，蒋介石作《常平站感吟》一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鸣鹤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到长空涕泪横。”此次东征是蒋介石及黄埔军校学员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容不得半点的犹豫与闪失。在淡水一仗，黄埔教导第2团第1连连长孙良因抵挡不往而擅自退却，蒋介石下令当场处决；而担任主攻的教导2团1营营长沈应时作战英勇，负伤不下火线，蒋介石立即提拔其为第2团团长。在子弟兵的奋勇作战下，右路军在淡水之役中大获全胜，降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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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右路军一路凯歌之时，左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非但懈于作战，还暗中与陈炯明部相勾结，致使东征右路军陷于险境。3月中旬，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右路军与陈炯明部将林虎部在棉湖、鲤湖一带激战，当时何应钦的教导1团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几不能支（蒋介石与廖仲恺亦被围）。在苦撑一天后，教导2团、粤军第7旅等援军及时赶到，林虎部主力被一举消灭。黄埔“校军”的两个教导团2000人，加上随军行动的黄埔学生500人，在这次棉湖之战中共阵亡600人，仅教导1团即阵亡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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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两军激战之时，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去世，此消息一直被封锁到棉湖之战结束才宣布。而在这时，云南军阀唐继尧勾结杨希闽及刘震寰等部军阀，企图东进夺取两广地盘，这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指挥东征右路军回师广州，而陈炯明也由此苟延残喘，再获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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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闵与刘震寰原本是起家于云南、广西的旧军阀，他们在陈炯明叛变之时曾与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在1923年初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但此后即把持了省府一带的税收，以广州为采邑，并通过保护烟赌而大肆敛财，已成广东革命政府之毒瘤。在唐继尧攻占广西南宁之后，杨希闵、刘震寰也率兵撤回广州，以策其乱。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将两个教导团扩编为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于5月中旬向广州挺进。在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友军的协助下，杨、刘叛乱被一举平定，此战共俘虏17000人，缴枪16000支。6月13日，蒋介石率师凯旋，随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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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一次东征及平定杨、刘叛乱所获得的大量兵源（俘虏）、武器及银元，蒋介石迅速将自己的兵力扩张为两个师，分别由何应钦、王懋功充任师长，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9月，许崇智被蒋介石软禁并驱逐，所部粤军或遣散或改编（其中一部被改编为第三师，隶属于蒋介石的第一军）。10月，广东革命政府以第一军、第四军为基干组成东征军，再次征伐陈炯明，意在彻底消灭之。至11月底，陈炯明所部3万余人除七八千人投奔山东直鲁联军外，其余全部被歼，被国民党人所痛恨的陈炯明自此一蹶不起，而蒋介石的威名由此传遍了整个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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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的校门上，高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二道门的两旁，挂着的也是蒋介石手书的“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对联；北校场大门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主义虽好，但都是靠鲜血与性命换来的。所谓“乱世抓枪杆”，蒋介石办军校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在三十年前，一代枭雄袁世凯也是通过编练新军打造出自己的“北洋系”，这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黄埔系”，岂非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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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三五 “中山舰”的谜团，蒋介石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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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盟兄陈其美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不高，离核心领导层也距之甚远。直到1922年，因陈炯明背叛革命，孙中山困守永丰舰，蒋介石得讯后立刻从上海飞奔到舰上与之共患难，事后还写了一本名为《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以吹捧孙中山的形式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由此也成为了孙中山所倚重的极少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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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访俄回国后，正值国民党改组的“一大”会议在广州举行，但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都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而共产党人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却赫然在列。当时已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人的蒋介石在一气之下留书请辞，未及孙中山批准便“拂然而行”，直到两个月后才回到广州，正式接办黄埔军校的建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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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苏俄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提升自己地位的重要契机，特别是孙中山制定“联俄”政策及苏俄顾问在广东革命政府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蒋介石更是其中最大的获益者（譬如苏俄援助的经费及武器的分配）。当时的蒋介石表现也很积极，他常在公开的演讲中大喊拥护“联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等漂亮的口号，这也让苏方代表鲍罗廷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大为赏识，并将之视为可以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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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商谈统一大计，汪精卫、鲍罗廷也随同前往；次年3月，他们成为了孙中山去世后遗嘱的见证人。孙中山死后，继承其领袖地位呼声最高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及廖仲恺，但胡汉民的右派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影响；汪精卫作为孙中山遗嘱的实际执行者，倒是很想继承孙中山的地位，但汪精卫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缺乏感召力，因而得不到太多的拥护；廖仲恺因为积极与苏俄专家合作，当时也是个炙手可热的候选人。除去以上三位，粤军将领许崇智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则是排名其后的备补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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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25年后的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首先是第一次东征的大获全胜，这使得原本并不十分出名的蒋介石一下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接着，蒋介石又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其掌握的“校军”规模也由此大大扩充，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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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余，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制的军政府改组成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原为军政府“代帅”、被认为是孙中山第一号继承人的胡汉民在这次改组中却未能顺理成章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而仅仅担任了外交部长；汪精卫则在鲍罗廷的暗中策划下当上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党内第一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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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军事专才的蒋介石在这次改组中也没有太大的收获，他未能进入国民政府委员会而仅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中的八个委员之一。不过，广东革命政府随后对各军队进行了改编，蒋介石所掌握的“校军”及一部分粤军被编为第一军，名列各军之首（依次为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济深的第四军、李福林的第五军、程潜的第六军，两广统一后，李宗仁部被编为第七军）。除了担任第一军军长之职外，蒋介石还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等职。不过，这些职务都是军职，蒋介石当时尚未能在党政方面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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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发生了一件大事，顿时令广东政局风云突变，这就是“廖仲恺遇刺案”。廖仲恺于1877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华侨家庭，1902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廖仲恺曾担任过同盟会外务部干事并做过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在“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廖仲恺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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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祖籍广东，与孙中山为同乡，其身材不高、脸庞消瘦，外表因多年的奔波劳累而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大一些。但是，廖仲恺是一个意志极坚定、有恒心、能吃苦的实干家，他在党内一直负责最困难、最繁琐的经济事宜（譬如为黄埔军校筹集经费而被称为“黄埔的慈母”），其贡献在党内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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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做上主席之后，实权却是控制在廖仲恺手中的，因为他是苏方代表鲍罗廷的坚定盟友，而鲍罗廷在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中的地位是极特殊的。鲍罗廷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也曾在美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与孙中山、廖仲恺都不存在语言上的隔阂，因而在孙中山死后，廖仲恺几乎事事都与鲍罗廷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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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廖仲恺是自始至终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最有力的拥护者；汪精卫最开始持反对态度，但苏俄援助到后，嗅觉灵敏的他立刻变成了一个积极的左派；胡汉民一开始是中立的，最后却变成了反对“联俄政策”的右派代表。至于蒋介石，或许是因为他的访苏经历，他才是“联俄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始终是苏援的最优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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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遇刺”一案事态严重，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在查办“廖案”的过程中，一些粤军将领及右派分子被发现牵涉其中，而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有嫌疑（他还是廖仲恺结识孙中山的中间人）。从各种事实来看，胡汉民虽然没有直接涉案，但他对暗杀一事却是知情的，因此事后他没有辩解而是主动要求保护，汪精卫则顺水推舟，令蒋介石将之软禁在长洲要塞。执行时，蒋介石假惺惺地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一个月后，胡汉民以前往苏俄“考察”的名义被送上“蒙古”号轮船，实则是被驱逐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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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后凶手，至今仍旧是一个谜。现场的两名直接凶手，一个被廖仲恺的卫士当场打死，另一名则身受重伤，不久后即死去，也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至于一些可疑的人物，如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等人早已闻风逃窜到香港，被捕的只有林直勉一人，但事后也因查无实据而释放（目前论者大多认为系朱卓文买凶杀人，朱卓文也曾旅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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