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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接到王学臣的报告后，随即亲赴海军局交涉。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当时因公外出，其下属作战科科长邹毅即当面应允派舰一二艘前往黄埔听候调用。此后，欧阳钟自称他“即返办事处”，但海军局的《值日官日记》中记载称带其面见李代局长，而李之龙的夫人也称欧阳钟当晚到了她家并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并留下邹毅的信函。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当即下令派中山舰前往。19日晨7点，中山舰出港；同日，作战科科长邹毅要求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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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杨天石先生认为，中山舰的调动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从这个过程可以澄清之前的以下几个谜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多年来，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不能成立。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第三，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而欧阳钟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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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主义学会系国民党的右派组织，其一直反对“联俄”及“国共合作”政策，在该事件发生前，其中的一些人便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及海军局阴谋武装政变的谣言，其中难保已入蒋介石之耳。中山舰在开出后，正好遇到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俄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将中山舰调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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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在3月19日下午一点钟时，他接到李之龙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以备苏俄考察团参观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但事后，蒋介石感到事情十分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19日上午，“有一同志”一连问了他三次：“你今天黄埔去不去？”“什么时候去？”（这一同志即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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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注精卫对蒋介石的辞呈既不批准也不挽留，这使得蒋介石认为这是汪精卫在“间接地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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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日记清楚地表明，他当时怀疑汪精卫等人在搞阴谋，要“干他”或“赶他”。而他此前曾以自请“赴俄休养”试探汪精卫，而汪精卫却是同意的。由此，蒋介石一度心灰意冷，并打算准备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日记上云：“上午，准备回汕休养。”）。但“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蒋介石突然决定返回，并对“中山舰”一事采取镇压措施（陈立夫也称，蒋介石已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在车上，他劝蒋介石说：“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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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晨，蒋介石下令广州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包括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在内，卫队均被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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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后第二天，汪精卫即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据杨天石先生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中的判断，汪精卫之所以迅速退让并一败涂地，主要原因在于苏俄顾问的妥协，其中尤以布勃诺夫的意见最起作用。布勃诺夫认为引发该事件的原因是苏俄顾问在军事工作和政治领导上出现了严重错误（过度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而引发中国将领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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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派人来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介石称“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广州。24日，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季山嘉也同船回俄。由此，汪精卫彻底垮台，其随后称病迁居就医，并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5月11日汪精卫秘密离粤赴法）。在这场奇变中，蒋介石大获全胜，其在3月26日的日记中称：“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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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先生认为，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中山舰事件”有偶然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的一面；就蒋介石误信孙文主义学会等人的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但就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激烈斗争及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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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场不彻底的政变，也是蒋介石的一次政治投机与试探，但因为其他方（苏方及汪精卫等方）的退让，蒋介石未受到任何抵抗而以全胜告终，蒋介石所说的“所谓政治，全在权谋”，大意如此。类似的事件，在蒋介石之后的统治时期，还有很多要等着上演。不过，尽管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并夺取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但其统治地位是不稳固的，这大概也是他当年要急于北伐的原因，因为北伐可以为当时的内乱寻找一条出路，所谓“问题外界化”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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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那时在上海的英国别发书庄出版了一本英文书，那是张作霖在北京围抄俄国大使馆，没收了许多秘密文件，翻译成英文发刊，作为反对国民革命军的一种宣传。里头对于3月20日之变以前的阴谋，一点也没有记载，独至在3月20日之后，俄国顾问团在东山开秘密会议时，那讨论和决议倒清清楚楚的有记录。当时黄埔军校的俄国顾问斯板诺夫在会议上报告3月20日的经过，说事变之前，一点也不知，但他的意见以为为求国民革命完成起见，俄国仍应利用蒋介石。就是俄国使馆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有同样的献议。为了这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蒋先生。第一，说明我在武汉当时已面质过汪先生，汪先生极力否认此事，而且证以当日汪蒋相依为命的情形，汪虽至愚，也不至出此。第二，说明别发书庄有这些俄国秘件，如果汪先生和俄国顾问有谋害他的事，何至于一些痕迹也没有，至3月20日之后俄国顾问还主张要利用他。……末后我更请他买这一本英文小册子一看，因为宋美龄夫人是懂英文的。”（别发印书馆是近代以来在华的著名印刷机构之一，1870年由英商别发洋行创办。那套文件即指《苏俄阴谋文证汇编》，但该套文件并不完整，因为在张作霖派兵冲进苏俄使馆时，一些文件已经被烧毁，一些秘密可能已经化为灰烬，而且文件清查也非全部，因为“文件堆满两屋，清检不易，其俄文部分，更需逐一翻译，尤费手续，迭经警厅公布，多只目录清单”。《苏俄阴谋文证汇编》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一书亦有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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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三六 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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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结束后，原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势力被一扫而空，张作霖在退回关外时被日本人炸死，奉系元气大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的桂系则异军突起，成为主宰大局的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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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难易，享富贵难”，新崛起的这四家很快便在战后的地盘分配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原来，西北军长期局促于西北瘠苦之地，他们迫切希望向外发展，正如冯玉祥说的：“我们连个海口也没有，向国外购买一些军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北伐后期，冯玉祥派鹿钟麟指挥韩复榘等部在河北击退奉军并直取平津立下汗马功劳，因而冯玉祥认为论功行赏，河北、平津理当划到西北军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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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阎锡山与蒋介石不以为然，阎锡山也想向外发展，这块地盘同样志在必得；蒋介石则认为西北军扩张太快，将影响到自己的领袖地位，所以要挑拨并利用冯玉祥与阎锡山之间的矛盾。搞笑的是，冯玉祥这个人一向担心别人说他争权夺利，尽管他是想拿下这块地盘的，但他又不明说，因而蒋介石趁势将河北、平津划给了阎锡山，理由是冯玉祥已经有了鲁、豫、陕、甘、宁、青六省的地盘，而阎锡山只有冀、晋、察、绥四省，应该平衡一下；再者，列强在平津两地势力深厚、关系复杂，冯玉祥性格刚直，对外交并不内行，因而交给阎锡山应付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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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吃了个哑巴亏，但他又不便当场反对，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期，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搞得一团火热，蒋介石答应帮西北军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冯玉祥则公开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拥戴。从名义上来说，蒋介石、冯玉祥两人还是刚换谱的弟兄，特别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冯玉祥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拥护，甚至要在郑州为蒋介石铸造铜像（经左右劝阻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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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兄弟之间翻脸不认人也实属正常，何况是这种“萍水弟兄”。在失去河北和平津后，冯玉祥给自己的部队讲话，说“地盘要小，军队要少，工作要好”，说白了就是对此事大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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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各派系又于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部队的会议，冯玉祥对此倒是非常积极，他提出了一个编遣准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按照这一准则，冯玉祥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军（即蒋介石、冯玉祥）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即阎锡山、李宗仁）各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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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原本以为，西北军“兵员最多、素质最好、训练最精、战功最大”，理当多编几个师，但要超过蒋介石的话，也不太好，于是计划将第一、二两集团军拉平，把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三、四两集团军和其他杂牌军压低，他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蒋介石、冯玉祥的团结为中心，控制其他方面……但冯玉祥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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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伐后名义上的领袖，蒋介石当然无法容忍其他派系的兵力超越或者与之平行，而阎锡山也不会被冯玉祥给轻易地打压下去，于是他也提出一个方案，那就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十一个师。这个方案实质上是要“抬蒋压冯”，因为“中央编遣区”的十一个师是由蒋介石掌握的。蒋介石对这个方案很满意，而势力最小的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见自己与冯玉祥、阎锡山平起平坐，当然也就双手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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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见自己的方案遭到众人的反对，于是在正式开会时“称病”不再出席。有一次，冯玉祥正与部属谈话，孔祥熙突然来访，冯玉祥赶紧钻进被子，捂得大汗淋漓并假装呻吟不止。此事传出去后，得知内情的人都暗笑冯玉祥患的其实是“心病”！到后来，冯玉祥干脆离开南京，跑到豫北辉县百泉村“养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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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冯矛盾尚未完全公开化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桂系因争夺湖南地盘而与蒋介石集团抢先翻脸，结果引发了1929年初的“蒋桂战争”。在进军之前，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为条件，拉拢冯玉祥南下夹击桂系，冯玉祥则玩起了“卞庄刺虎”的把戏，他一方面暗中许诺李宗仁出兵相助，另一方面则答应蒋介石南下进攻，实际上是坐山观虎斗，兵发迟迟，既不攻桂，也不援蒋，而是等蒋桂两败俱伤后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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