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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了韩复榘,战争仍在继续。当时沿津浦路正面南下攻打徐州的是日军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另外还有从青岛、潍坊方向西进的第五师团(由当年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率领)。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当时被称为日本的三大“中国通”,这三人,与后来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以及荒木贞夫、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等人,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与中国留日士官生第三期蔡锷、蒋百里、许崇智、曲同丰等人共同上课、同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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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谷师团与板垣师团都是日军中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其兵力和火力也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从编制上来看,日本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分别对应中国的师、旅、团、营、连、排,但当时中国一个基准师的兵力大约为一万人左右,而日军一个常设师团的兵力超过两万人;从火力上看,日军在轻重机枪、榴野山炮等武器配置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而日军拥有的飞机坦克及机械化程度也都是中国军队所不可比拟的,因此,就战斗力而言,一个日本甲种师团可能比中国军队一个王牌军还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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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作战计划是,矶谷师团由北向南,板垣师团由东向西,与北上的日军彼此呼应,最后合围徐州,一举消灭该战区的中国军队。1938年3月12日,坂垣师团猛攻徐州东北方向两百里的临沂,当时防守的部队是只有五个团兵力的庞炳勋军团。庞炳勋从戎多年,当时已经50多岁,他在之前的内战中曾腿部受伤,脚有点拐,人送绰号“庞拐子”,但其属下的子弟兵却极为团结,因为庞炳勋本人一向廉洁爱兵,能与士卒共甘苦,因此庞炳勋在之前的战争中虽然数经败阵,但队伍仍旧得以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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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年纪和资历,李宗仁恐怕还比不过庞炳勋,但李宗仁善于察言观色,知人善用,他对这位老前辈也是优礼相待,并推心置腹地说,我们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现在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不足耻,胜不足武,所幸现在有一个抗日报国的机会,可以为国家、为民族而战死沙场,能够真正地死得其所,如此,才不愧做一军人,以终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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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炳勋一向以保存实力而闻名,他听了当即表示为了抗日,“绝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李宗仁问起他们有什么困难时,庞炳勋叹了口气,说中央要将他们的特务团裁去,五个团归并为四个团,但他们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那弟兄们怎么办呢?可要是不归并的话,中央就要停发整个部队的粮饷,这可如何是好?李宗仁听后当即表示要为他们解决此事,最后庞炳勋军团得以保留原建制;与此同时,李宗仁又令兵站总监尽量补充庞炳勋军团武器弹药,令全军上下士卒欢腾,隐然已成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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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临沂后,庞炳勋果然没有保存实力而是与敌力拼,号称精锐的板垣师团竟然在数日间不能得逞,一时中外哄传,赢得了各方的交口称赞。板垣征四郎被挫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杂牌部队”,脸上很挂不住,随即加强攻势,庞炳勋军团这时伤亡过大,有点吃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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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时一支新部队开到了第五战区,这就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张自忠也是西北军出身,但他不太愿意去援救庞炳勋,因为他俩在之前的内战中有过私怨,张自忠曾遭遇庞军的袭击,险些丢了性命。在李宗仁的劝说下,张自忠最后服从了命令,迅即开往临沂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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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下野后,西北军四分五裂,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在山东等地独立门户,另一些较为忠诚的部队如孙连仲、张自忠等部则在宋哲元的整理下,分驻在华北、西北等地。在日军策划“华北特殊化”时期,张自忠被宋哲元任命为北平市长,很长一段时间为人所误解,其忍辱负重被民众目为“汉奸”,特别是“七七事变”北平失陷后,张自忠被指责为“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其本人来京请罪,而有舆论竟要求对其进行军法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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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得知情况后,他亲自把张自忠请来,劝他不要灰心,将来要将功赎罪,并表示愿意向蒋介石进言,让他重新回去仍带他的五十九军(当时有人想瓜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听后极为感动,表示中央能够宽恕他的罪过的话,他必将戴罪图功。在李宗仁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将张自忠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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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在返回之前,特意到李宗仁处致谢,他至为激动地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后来张自忠为国捐躯,恐怕也是出于自洗清白的“孤愤”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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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段机缘,张自忠在李宗仁“捐弃前嫌”的劝导下,二话没说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开赴临沂前线。张自忠的部队装备较好,士气也很旺盛,每一士兵还按西北军的老传统配有一把大刀。在接敌之后,张自忠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地突入敌阵,并使用大刀、手榴弹与之短兵相接,直杀得日军落花流水,惊呼:“冯玉祥的大刀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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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张自忠不但解救了庞炳勋军团,而且打了一个不小的胜仗,迫使日军撤去临沂之围,前往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也就成了泡影。此战之后,张自忠与庞炳勋重归于好并成为莫逆之交,也是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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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沂大战的同时,日军矶谷师团也从兖州南下,在攻克邹县后直扑滕县,此地离徐州只有百里之遥。这时,川军邓锡侯部沿陇海路赶到徐州增援,李宗仁急调其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的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及第一二四师(师长税梯青)前去堵截,因日军已占领邹县,川军二师便分别在滕县城内外布防,王铭章率一二二师驻防滕县城内,一二四师则在城外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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矶谷师团是日军中高度机械化的重炮部队,其攻打滕县的火炮力量更为强大,计有一个野炮兵联队、一个野战重炮兵联队、一个榴弹炮大队及两个山炮中队,另有一个机关枪大队及两个轻型装甲车中队,而川军一二二师和一二四师的兵力不足7000人。在日军的重炮轰击与坦克冲锋下,王铭章率全师官兵与强敌血战三昼夜,王师长身中七弹,属下2000多人壮烈殉国。3月17日,滕县失守。滕县之战,也是台儿庄战役中最壮烈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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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年后,滕县之战中的唯一在世者、89岁的老兵叶光文,凝望着成都“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雕像说,“当年我们出川抗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这样踩着战友的尸体,抱着必死的决心向前冲锋……”纪念碑上矗立着一尊无名战士的雕塑,他脚踏一双破烂的草鞋,身上穿着一身破旧的军衣,肩上背着一杆老旧的步枪,戴着斗笠,插着大刀。这就是当年川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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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建立以来,四川就不曾安静过,各路军阀你争我夺,战火不断,四川几乎就是中国连绵内战的一个缩影。这一次,川军激于民族大义,奋然请缨出战,但川军因为地处偏僻,加上多年内战的缘故,其装备极其窳劣,士兵使用的步枪老旧不堪,有些膛线都已磨平,有的干脆就是土作坊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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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郁闷的是,这些川军因为仓促出师,远道跋涉的途中又无粮草补给,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强买强卖的纠纷。在开赴太原战场后,川军尚未上阵便在溃败的大军裹挟之下狼狈后退,兵荒马乱之中更无物资供应,于是川军遇到晋军的军械库便自行补给,惹得主人阎锡山大为震怒,电告统帅部称“川军是一群‘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蒋介石接电后将他们调到第一战区,谁知司令长官程潜一口回绝:“阎老西不要的东西,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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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值南京失陷,蒋介石正在气头上,他大怒道:“没人要就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去吧!”好在这时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一边为之缓颊:“他们都不要,不如问问第五战区李长官,看他们那边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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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电话后,说:“好得很,我们这里正缺人,你把他们调到徐州来!”白崇禧说“这些部队作战力可能要差一点”,李宗仁说:“诸葛亮扎草人为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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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川军便被调到了第五战区,而对于其中的原委,川军将领也大多知晓,但凡有点爱国心和自尊心的,都无不为此感到羞愧。是啊,天下之大,竟无处容身;有心杀敌,岂料报国无门!可这又能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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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在见到邓锡侯总司令及孙震军长后,安慰他们说:“咱们在中国内战中打了二十余年,回想起来太无意义。如今总算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希望大家都把以往忘却,从今之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由于川军的装备实在太差,李宗仁又立刻从第五战区的库存中拨给一些新枪、迫击炮和大量弹药,川军上下,无不感奋,在滕县之战中,川军将士奋勇杀敌,死而无憾,书写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彩、最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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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的牺牲决不是无谓的,因为它为其他部队增援台儿庄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北上日军被困淮河、板垣师团受阻临沂后,矶谷师团仍旧十分嚣张,其在攻占滕县后继续南下,试图与板垣师团会师台儿庄,最后总攻徐州,大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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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因为这种骄横的心态,为日军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滕县失守后,第五战区也有两支劲旅被调到,一是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该军团系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下辖两个军(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和王仲廉第八十一军),下属五个师(郑洞国第二师、张耀明第二十五师、陈大庆第四师、张雪中第八十九师、张轸第一一○师),这个军团的装备很好,步兵均配备捷克式步枪,重机枪、大炮等重武器也很齐全,还有一德制重炮营,实力不容小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汤恩伯系黄埔军校毕业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并于次年(1926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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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支劲旅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这支部队原系冯玉祥西北军的队伍,虽然实力比不过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但至少也可以被列入“第二等”。第二集团军名义上有两军(田镇南第三十军、冯安邦第四十二军),但因为之前刚参加山西会战,当时可参战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三师(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第三十师、池峰城第三十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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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日军的骄横,李宗仁决心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在他的计划中,善于防守的孙连仲部被派往台儿庄,将日军主力诱至该处并予以打击后,再乘日军疲惫之时,由汤恩伯所部及其他外围军队出击包围,实施歼灭。后来战局的发展,虽如他的所料,但其中的艰难与牺牲,取胜的时机间不容发,实在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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