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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开学后，从国内及在欧洲留学而转到这里学习的学员一度达到60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邓小平、左权、王明、乌兰夫、赵一曼、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杨尚昆、伍修权等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又成立了一个特别班（又被戏称为“老头子班”，因为学员都是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其中就包括了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夏曦、施静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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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为了方便管理，他们给中国学生都取了俄文名字，其中蒋经国被称为“尼古拉同志”，王明则是“古路比夫同志”，诸如此类。在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蒋经国的表现很上进，他在抵达苏联几个星期之后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苦修俄文，还经常在学员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对大众进行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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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挑战：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并对共产党人实行搜捕和屠杀，革命形势瞬间逆转，风云为之变色。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的学员们立刻召开会议展开大批判，年轻的“尼古拉同志”当时或许真的很进步，他在讲台上公开谴责自己的父亲是“叛徒”和“杀人凶手”，说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了反革命分子”，甚至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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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了“尼古拉同志”给父亲的公开信：“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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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尼古拉同志”再次回到自己的国家并变回“蒋经国”时，他宣称自己当年说的话都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其实这种“事后翻供”的自我辩护大可不必。以其当时仅17岁的年龄，加上处于中山大学这样的革命环境，蒋经国在“四一二”政变后与“反革命头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甚至大义灭亲，这一点都不奇怪。至于后来，他心智已经成熟后再发表类似的言论，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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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蒋经国从中山大学毕业，当他要求与其他一些同学一起回国时，遭到了苏方的拒绝。共产国际的人说：“我们已经决定让冯宏国（冯玉祥的儿子）回去，假如蒋经国获准返国，他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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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被拒绝，除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外，还有个原因是他被认为是“托洛茨基派”。当时苏联内部的斗争已日趋激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同水火，而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拉迪克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拉迪克是蒋经国的老师，因而他难免受到托派思想的影响。蒋经国当时也承认：“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在斯大林大举肃清“托派分子”的时候，中山大学也有36名“托派”中国学生被捕，其中有一些人便就此葬身异域。好在蒋经国身份特殊，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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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申请被驳回后，蒋经国获准以学员的身份加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虽说是普通一兵，却也开始了他弥足珍贵的军旅生涯。在受训的一年中，蒋经国从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野战、扎营等开始学起，最后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深造，后来的共和国大将肖劲光当时也在这里学习（与蒋经国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左权则在毕业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当时与蒋经国同期来苏联学习的人成百上千，但能进入这样的军校学习的人屈指可数，这显然是苏方有意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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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的学制为三年，在这里，蒋经国受到了系统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他甚至在军事演习中担任了连长、团长和师参谋长，他的毕业论文则是《游击战术》。这个学校的学员均为共产党员，不过蒋经国是唯一的例外。直到1929年，他才成为苏共候补党员，那是在他发表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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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蒋经国毕业后提出了两个申请，一是回国，二是加入红军，但这两个要求都被驳回。在被冷落了一个多月后，蒋经国被任命为列宁大学（前身即为中山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副指导员，并陪同这些即将返回国内的学员前往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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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同参观的任务完成并回到莫斯科后，很不幸，蒋经国大病了一场，几乎不省人事。在重病中，蒋经国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在住院期间，只有三个俄国朋友来看过他，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过。蒋经国心里很难过，他当时心想：“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在这里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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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二十岁的蒋经国身处异国他乡又病得气息奄奄，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此时的孤单和伤感没有人可以诉说，而他与父亲蒋介石之间的直接联系，早已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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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蒋经国终于病愈出院，随后被分配到迪拿马电器厂做一名学徒。从学校突然转到工厂劳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在做了两天后便腰酸背痛，两只手也肿了起来。更糟糕的是，那时苏联的物质供应十分紧张，面包要配给、鱼肉等更是价高而罕见。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生活：“今天六点钟就起身，要比平时早起一小时，因为肚饿得睡不着，同时想早起一点到面包店，或可领到今天的面包。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明，当我到面包店的时候，店门外已经有十多人等在那里了。过了二十分钟，店内的职员出来跟大家说，今天没有面包。大家听了都很平静地散开了。其中一个女子，大概是新到莫斯科来的，她对职员说，昨天我也没有领到面包，请问你昨天和今天的面包票，明天还可以用吗？职员说，面包票只可当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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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当时的月薪只有45卢布，不可能有更多钱去买配给外的食品，因而他经常空着肚子工作。为了谋生，他一方面进入夜校进修工程学，另一方面找到一个机会在工厂里教军事课，借以改善地位，增加收入。由于在夜校学到不少知识，工作中的技术也得到提高，五个月后，蒋经国的月薪便提高到105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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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拿马电器厂的日子大概是蒋经国第一次过吃苦的生活，他后来颇为感慨地说：“一个人假如没有干过苦活，就没法看透社会的本质，更无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时我亦深信，我那种生活经验将来会对我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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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蒋经国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一年后，他因为公开抨击王明而被送到莫斯科区的石可夫村，这是当地最落后的地区。由于当时苏联刚刚实行了农业集体化政策，物质极其匮乏，当地农民对上面派来的干部非常反感。当蒋经国来到村里的第一天，村民们都不理他，有个老农还公开地嘲讽他：“你们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会耕田的人！”当天晚上，蒋经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睡在教堂的车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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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清早，蒋经国走到田间，一个老农跟他说：“你应该跟我们一起耕田！”于是蒋经国开始跟着他们翻土，由于技术还不过关，每次转弯处都会留下一小块空地，而老农民总是要让他重翻。这一天，蒋经国中午饭也没有吃，一直干到晚上，这才筋疲力尽地回到教堂的车房，在吃过一点东西后，便倒头就睡。半夜，一个名叫沙弗雅的老农妇推醒他，说：“朋友，这不是过夜的地方！到我的草屋去睡吧！这里会生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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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天，在劳累之余的深夜，蒋经国想到故乡、祖母和父母，不免潸然泪下，但第二天他仍旧照常上工。直到第六天，农民们终于接纳了这个“外国干部”，他们开始请他去参加村里的会议，而蒋经国也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解决购买农具、借款、捐税等问题，由此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在一年之后，蒋经国被调回莫斯科，村民们都带着自己仅有的水果鸡鸭来给他送行，那位名叫沙弗雅的老农妇更是哭着和他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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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这次回到莫斯科，迎接他的并不是什么好事。原来，王明认为蒋经国留在莫斯科非常危险，他坚持要将他调到艾尔它金矿，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里，都是一些被流放的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甚至强盗，蒋经国在之后的九个月必须与他们为伍，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如年。每天晚上就寝前，睡在蒋经国右侧的难友，一个原本莫斯科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总会说“一天又过去了，我又朝人生旅程的终点走近了一步”；睡在蒋经国左侧的难友，一个原矿场的工程师则说：“一天又过去了，我距离重获自由归家又走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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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肯定这段话是否是蒋经国在回忆录中的一个抽象，但当他得知可以提前三个月离开这里时，他情绪激动得差点不能和难友们说再见，因为他终于可以离开这地狱般的矿坑了。很显然，蒋经国在这里受到的磨难比之前的要严重得多，以至于他在离开的时候甚至安慰自己说：“情况难道还能更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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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年中，蒋经国一直呆在乌拉尔山下的斯弗朵夫斯基市，这里远离莫斯科、远离共产国际，他在乌拉重型机械厂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期，而且在1934年10月后担任了厂长助理并兼任了当地《重工业日报》的主编。这时，蒋介石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要求蒋经国回国，但苏方却让蒋经国写一封回信，表示自己不愿意回去。后来，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其中还斥责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但蒋经国在回国后一直坚持这是苏方的捏造而非他本人的意思。从年龄的角度来说，这时的蒋经国和当年那个17岁的少年应该有所差别，他当时已经有快十年没有和自己的父亲通信过了。这封公开信，颇有令人怀疑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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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拉重型机械厂，蒋经国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他和苏联女子芬娜从相识到相恋，两人于1935年3月结婚，同年12月，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文出世。芬娜是个孤女，她是在工人技校毕业后进入乌拉重型机械厂的。在同芬娜交往的这段时间里，蒋经国完全适应了在苏联的生活，他看起来和一般的苏联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中文也早已忘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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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孝文满一岁的时候，国内局势风云突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消息传到苏联后，蒋经国亲自去了一趟莫斯科，希望能发一封信回去；同时，蒋经国又向斯大林写信，第三次要求回国。三个星期后，蒋经国被叫到莫斯科并告知可以很快回国了，但必须先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国后不跟共产党作对，也不能站在“托派”的一方。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被剥夺了苏共党员的身份及他的职业。在赋闲的六个月里，蒋经国一家三口完全依靠妻子芬娜的收入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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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转向了抗日的立场，国内局势和中苏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方的很多人都希望蒋经国能回国发挥作用，就连王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也变得十分客气。蒋经国被告知，他可以带上他的家人和细软，离开他待了十二年的苏联。苏联的一些高级领导还亲自接见了“尼古拉”，并在他面前刻意赞美了他的父亲蒋介石，他们希望中国与苏联站在一边，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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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经国回国之前，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曾这样记载说：“（1936年）当我赴莫斯科前，委员长（蒋介石）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期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他的长公子于1925年赴苏，自那时开始，他便一直留在苏联。……1937年某夜，当我和部属们闲谈时，有人报告我有客来访，但是在未见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当我接见他时，他立即告诉我他就是蒋经国。我很高兴。在我还未来得及问他计划和意图时，他说：‘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我告诉他，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接着他又说，他已与一位俄国小姐结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我肯定地告诉他，委员长不会介意此事。”后来，蒋介石给儿媳妇芬娜起了个中文名字叫“蒋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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