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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北伐胜利、张学良易帜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东北。对于他们来说，东北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区，由此可知接受东北是何等的复杂与困难。当时被委任为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行前对蒋介石说：“不经过艰苦的交涉，苏联决不会按时撤兵；不撤兵，东北主权不能收回，行辕设在长春也是虚设，不起作用。”当时的问题是，即便是艰苦交涉，撤兵事宜也未必会顺利。斯大林说得好，条约这些东西是不管用的！从历史上来看，可不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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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约定，苏联红军本应该在三个月内撤出东北，但因为国内外的各种复杂因素，撤军和接收过程进展极为困难。1946年12月底，蒋经国再次受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秘密谈判，但在强势的斯大林面前，蒋经国“完全成了一个倾听者”。据会谈的当事人、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回忆，在两次会谈中，蒋经国在斯大林面前就像学生面对老师一样，不自信、拘谨，有时还有些卑躬屈膝。与会者的印象是，蒋经国有一种不正常的心态，这可能是因为他当年在苏联生活时亲身经历了斯大林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在场的谈判官员认为，年轻的蒋经国不如宋子文在先前与苏联谈判时那样善于讨价还价；他们同时认为，蒋介石派他的儿子去见斯大林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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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联当时对东北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要攫取《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所给予的特权，就应该遵守与国民政府的承诺，让国民党在行政上接管东北；但它又担心美国的势力由此伸入东北，因而在各种准备工作完成前，不能让国民党势力掌握东北。而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想维持并扩大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想公开卷入中国的内战特别是与苏联的冲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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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撤兵和接收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苏联便将东北的重工业包括抚顺煤矿等作为“战利品”拆卸一空并全部运回国内，作为“协助国民党政府接受东北”的补偿；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苏谈判的最后演变结果，必然由与苏联的外交折冲而演变成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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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三 好人胡适，为什么就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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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未及而立之年便已名闻天下，但他本人在年少时却是个苦出身。四岁的时候，其父胡铁花抛下其母子溘然西去，而他的母亲，据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的，“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到光绪十五年，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才续娶了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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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个大名人，其父胡铁花亦非等闲之辈。据称，胡铁花的形象，“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得像包龙图一样”。胡父早年中秀才后，因屡次乡试均未能得中，后入龙门书院受业并先后在东北、广东等地宦游，他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既到过最北的地方与俄国谈判边界，又曾往最南边的海南察看过地势，中间有种种艰难险阻，曾有数次差点丧命，但终因他意志坚强、身体强壮而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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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在胡适出生刚满三个月时，胡铁花被调往台湾担任全台营务总巡。两年后，胡适的母亲携子投亲，老夫少妻，稚子三口，在台湾倒也颇享天伦之乐。公务闲暇之时，胡父还亲自教妻儿识字，其乐融融。但是，此时的台湾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甲午战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众随后奋起抵抗侵略者。胡铁花当时系在台的三品官员，之前又负责过防务，因而被驻守台南的原黑旗军将领刘永福苦苦挽留，但胡铁花此时已得了极其严重的脚气病（疑为瘴气引起的疫病），在台湾即将沦陷的前夕，胡铁花回到厦门的次日便离开人世，成为名副其实的殉台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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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耗传来，在乡的胡适母亲“身体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一时满屋都是哭声”。年幼的胡适只大概记得这点凄惨的情状，但之后的苦难是他所刻骨铭心的，“我母亲23岁便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23年。这23年的生活真是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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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丈夫之后，胡适母亲的处境非常艰难，因为她是后母，年纪又不比胡适的哥哥更大，家中的财政全靠胡适的二哥操持，而家里的大哥又不争气，吸鸦片烟、赌博，成天败家，两个嫂嫂也经常和胡适的母亲赌气，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二十多年过去后，胡适对此仍旧不能释怀，他在自传中痛诉道：“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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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痛苦的空气中，胡适是其母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与希望。有一次，二哥、三哥都在家，胡适的母亲便向他们说：“糜儿（胡适小名）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他念书念得出吗？”胡适的二哥一直没吭声，三哥则冷笑一声：“哼，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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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掌管家里财政的二哥，因为胡适要读书的话得由他来供给学费。胡家的家境，当时已经每况愈下，但父亲的遗嘱毕竟是遗嘱，因而胡适是要去读书的，何况胡适从小就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即胡铁花）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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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常叮嘱年幼的胡适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按：“跌股”即“丢脸、出丑”的意思，笔者的老家江西吉安一带也是如此说法，此地离安徽黄山一带大约千里之遥，口音完全相通，颇有点意思）。”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身体颇弱的缘故，抑或是母亲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胡适从小便爱读书，而且颇有可造之相。1904年春，胡适告别母亲与家乡，跟随三哥前往上海求学，后于1910年考取了第二届“庚款留美官费生”，并与赵元任、竺可桢等人同期赴美留学，一去便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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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七年中，胡适先入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两年后转入文学院学习哲学与文学。1915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杜威门下。1917年7月，胡适回到国内，随即被北大聘请为教授。这一年，胡适才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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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年底，胡适奉母亲之命回家乡与早已订婚的江冬秀完婚。胡适还写了一首新诗歌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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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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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来，找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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锈了你嫁妆剪刀，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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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越陈便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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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4岁外出读书那年，其母便为他订下了这门婚姻，诗中说的“那年”，指的是他18岁（1908年）的时候，家中命他完婚，胡适以“家贫、求学”为借口逃了一次，但十年后，无可再逃，而江冬秀也已成为闺中的老姑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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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博士是新派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婚姻却是不折不扣的旧婚姻，这与其说是滑稽，倒不如说是讽刺。江冬秀文化程度很低，又是小脚太太，两人几乎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因而很多朋友为胡适抱不平，认为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下的牺牲品”，而胡适也曾在结婚半年后给密友胡近仁的信中说：“我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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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的影响至深至大，而胡适对母亲又特别孝顺，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多年游学在外，家境又十分困难，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桩婚姻是母亲订下，如今对方已经成了老姑娘，他如何能在这个问题上违抗寡母之命而令其伤心呢？这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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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当时很多接受过新文化的新派人物都在“婚姻自由”、“反抗包办婚姻”的旗号下（或者仅仅是因为自己富贵显达的缘故）抛弃或者冷落了他们的“旧时代之妻”，其中并不乏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名流，而名望更高的胡适，这位真正的洋博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却娶了一个缠足的乡下女子江冬秀，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胡适在婚姻上、在对人上的“不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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