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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胡适将这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即《文学改良刍议》，这既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发难信号”，在当时的文化界及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加以响应，而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撰文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为阐明自己的观点，胡适还曾写过一首妙趣横生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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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为哥大给胡适作口述自传时，胡适鉴于唐德刚喜欢用文白相间的行文，连连叮嘱：“不要用文言，不要用文言！”唐德刚笑道：“胡先生，文言、白话，新诗、旧诗，翻成英文都一样啊！”胡适听后若有所悟：“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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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必须指明的是，胡适并不是一个完全背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譬如当时有人提要完全摒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来代替，胡适就不以为然。曾有人问他，“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说，“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人家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适则说：“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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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未满三十便暴得大名，对他不服的人也不少。当时已钻进故纸堆的章太炎就看不惯这突然间就声名鹊起的年轻人，他不时嘲讽胡适国学功底太浅，谈哲学连一点儿“根”都没有，写《尝试集》不过是为了迎合中学生的口味；同为哥大校友的金岳霖曾半赌气地说：“西洋哲学及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北大同事刘文典则调侃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太懂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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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北大教授的钱穆也曾与胡适闹过“学术别扭”，因为他们俩都研究《老子》。胡适继承传统观点，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由于胡适的论著先出版，钱穆随后著书批评他，不料胡适却对此不动声色，钱穆十分气恼。不久，两人在一个讨论会上相遇，钱穆抓住机会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就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则反驳道：“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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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归争论，胡适的家中每到周末总是高朋满座，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以致有一次幽默杂志《论语》宣布：这本杂志的作者也不许开口“我的朋友胡适之”，闭口“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是个地道的平民主义者，尽管他已经是名满天下，但每个和他接触的人都不会感到不自在。在他的家中，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各界人士，上至官员教授，下至贩夫走卒，他都一律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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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唐德刚的话来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既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大家认为他和蔼可亲，招人喜欢，甚至他的敌手也这么认为。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正如唐德刚说的，一个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蠢或笨，但胡适却是那种有高度智慧的真诚；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上毫无道学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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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名叫袁瓞的小贩，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后来他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胡适接信后十分高兴，便亲笔回信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从此，小贩袁瓞也成了“胡适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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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有一次生病住进医院，他的朋友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胡适见是芝麻饼，便笑道：“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胡适以为，天下所有的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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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流传颇广的笑话：“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史密斯当选为众议员，曾与他有过一饭之缘的胡适便请他来大使馆中同进晚餐。不料这位老兄新官上任，事务繁忙，等快到了餐会时间才手忙脚乱地坐上一辆计程车赶到中国大使馆，不过他却突然想不起中国大使叫什么名字了，好在外交宴会不需要称呼名字，只须“阁下”、“先生”便可以敷衍过去。宴毕，胡适将他送出门外，并客套了几句欢迎他到中国去观光的话。史密斯议员十分肯定地说：“中国我是要去的，而且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喔，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什么地方？”胡适大笑道：“他就站在你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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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三个月赴华盛顿进行非正式外交工作，1938年9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这位“书生大使”，除了早年在美国求学的经历外并无外交经验，而接任之时又是在国家、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但正如他一首小诗所说的：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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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上下都充满了“孤立主义”情绪，加上中立法案的限制，美国政府在“二战”初期无所作为，而国民政府之前的驻美大使虽系经验丰富的老外交家，但向美国借款事宜经多次交涉仍无成果，当时外交之艰难，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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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胡适在外交上是缺乏经验与手段的，他主张的外交，如同他的做人一样，是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他经常做的事情是坚持到美国各地去巡回演说，以赢得美国朝野及民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正因为胡大使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诚恳的态度及学问声望，最终打开了外交坚冰，为中国谈成了第一笔借款，即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而这时正是武汉沦陷不久，这笔借款无疑大大鼓舞了中中国军队民的抗战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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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在给太太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1942年5月17日，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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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尚未过半，胡适便在美国各地“演讲百余次”，几乎两天不到便有一次演讲。胡适的这种拼命精神，这种为国家与民族命运而竭尽全力的态度，决不是一句虚言，这大概也是胡适赢得美国朝野及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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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珍珠港事变”爆发了，中美正式成为盟友，但在“苦撑待变”四年后，胡适这位不善于耍手腕的“书生大使”却要丢官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胡适不善耍手腕，而不善耍手腕就争夺不到“租借法案”中更多的美援物资，那他的母国就要吃大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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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故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尔在他的名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将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其大意是美国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但罗斯福“不幸”中了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胡适听说后，极为兴奋，他连忙让唐德刚把这本书找来，并在对他有“不虞之赞”的章节下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红线，但唐德刚问他当年究竟用了什么圈套让罗斯福上当的，胡适想来想去却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其实那只是毕尔教授的谬赞罢了，就我们这个温文尔雅的胡大使，哪里知道搞什么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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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15日（离日本宣布投降正好还有三年），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对此，胡适倒是颇为释然，因为做官本就非他所长，何况是讲究权谋机变的外交领域！李宗仁曾评价胡适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个说法是极恰当的。一个爱惜羽毛的人难免畏头畏尾，做事缩手缩脚，不可能去做革命家、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何况胡适先生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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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罗尔纲早年曾在胡适家中“学徒”，专门负责抄写整理胡父胡铁花的遗著，但他除了吃饭住房外，不肯接受其他的任何报酬，因而胡适在其后来所写的《师门五年记》一书的序言中，称赞罗尔纲“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品质。事实上，胡适也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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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大使期间，胡适的所有来往账目一清二楚，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这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胡适去世后，梁实秋曾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胡适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每次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其节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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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不久，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胡适对时局极为绝望，最后乘船到达美国纽约并住进了他当年曾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海外的寓公生活。这段日子，是胡适人生中最低谷的时期，他当时只有一点有限的存款，生活是相当清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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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逃亡到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过江之鲫，但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之前曾吃饱捞足的，固然高枕无忧，但为官清廉者就困窘了，陈立夫当时就在美国养鸡为生，而胡适更难办，他当时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谋生乏术，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大都市，没有收入，存款有限，坐吃山空，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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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德刚所说，胡适曾多次叮嘱他：“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话虽是对晚辈的关心与劝勉，但何尝不是胡适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做惯了名人的胡适，此时无事可做，也只好与家庭琐事打交道了，胡太太在厨房烧饭做菜，胡适就帮忙整理内务，洗碗抹桌子。有一次胡适外出，胡太太一人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黑贼看了老太太一眼，居然真的从门口“GO”了。而胡老太太则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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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时，胡适在内地仍旧是“名人”，不过是充当“反面教材”的。唐德刚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胡适：“可怜的老胡适这时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街头胡儿，哪里知道这个穷老头却是百万大军追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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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对于这些批判他的材料却十分有兴趣，每次都让唐德刚尽可能多地搜罗过来，然后津津有味地一一阅读，有时候看到荒谬处还忍不住掩卷大笑，连声说：“我哪里是这样？我哪里是这样？”由此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被“百万大军”批倒，反而为这些人没有搔到他的痒处而怡然自得呢！唐德刚戏称，您之前的弟子罗尔纲会不会也用马列主义批评您？胡适连说，胡说，胡说，这不可能，不可能。胡适还是太天真，李宁的广告不是说了嘛，“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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