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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间，虽然有不少支持者前来排队求字，数天便写了上千张，但仅凭这个，选举肯定是无望的。在投票前夕，形势紧迫，于右任总算请了几桌客，席间还无奈地道出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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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纸弹终究是敌不过银弹的，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只得了493票，第一轮即遭淘汰。事后，老友冯自由痛心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只凭个人声望和笔墨来竞选，怎么会获得成功呢？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完全是我辈老友昧于世情所造成的。”竞选不成，于右任只好再去做他那无职无权的监察院院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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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大半辈子官的于右任，到晚年后仍旧在闹穷。有一次生病住进医院，他在听说一天的住院费要自己月俸的五分之一后，就跟副官小方吵着要回家，实际上他是没钱住院。好在这时蒋经国前来探望，这才被安排住进了荣民医院。另有一次，于右任的牙疼发作，别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但在听说拔一颗牙就要300台币后，于右任只得苦笑着摇头说，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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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在“闹穷”的于右任对自己的部属亲友却并不苛待，总是尽可能地加以济助。在监察院期间，院长原本是有一笔“特支费”的，但于右任只拿月俸，其他一概不取。每到月底的时候，他常会问秘书长：“这个月我的特支费还有多少？”在听说“特支费”还有剩余时，他便要请同仁和公务上的朋友到馆子里去吃一顿，而从不往家里拿一分钱。由此可见，于右任的“穷”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而在于他那种“一介不取、视钱财如粪土”的卓然独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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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晚年的时候，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老人家也浑然不觉。某年冬日，蒋介石前来看望于右任，见于老家里烧着炭盆，于是建议换两只大电炉。于右任说电炉用电太贵，不想换，蒋介石便特批于老家里的电费今后由“总统府”特支。此事被某记者得知后，前来采访并想将之披露报端，于老听后慌忙制止：“这事不能报道，‘政府’当中的元老不少，‘总统’如果每个元老送一只电炉，这要花太多公家钱，万不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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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晚年的于右任身居孤岛，常怀念故土和滞留内地的亲人，可惜夙愿未酬，便于1964年11月赍恨以殁。在1962年1月的日记中，于右任曾留下遗嘱：“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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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日，又作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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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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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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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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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去世后，在台的亲朋故旧即依此歌为之办理丧事，其遗体暂厝于台北近郊最高的观音山上。后来的半身铜座像，由登山协会会员亲自驮至玉山顶上，主峰高3996米，加之4米的铜像高度，恰为4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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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们在整理于右任的遗物时，发现有一加锁的小铁匣，大家都以为里面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谁知当众打开一看，里面既没有金银首饰、珍贵古董，也没有股票证券、钞票存单，不过是几张借钱收据：欠宋副官数千元、欠方副官数千元。民国元老，一代巨公，竟然寒酸至此，岂不令人唏嘘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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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五 你所不知道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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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科书里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让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家喻户晓，这就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可惜的是，司徒雷登获得的并不是好名声，因为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用嬉笑怒骂的笔法对他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并让这位知名的“外国坏人”深深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之中。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名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司徒雷登有点冤，因为他之前做过什么、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却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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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斯图尔特家族，后因为宗教迫害而来到美洲大陆，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父亲约翰·林顿则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来到中国传教，不久便长住在杭州。1876年后，这位美国传教士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儿子，长子即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全名叫约翰·雷登·斯图尔特，中国人以“司徒”代替了他的姓“斯图尔特”，而直接将他的名合起来称之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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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母亲1874年来华，她是一个热心于教育的女性，曾在杭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自任校长多年。小时候，司徒雷登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母亲承担，直到1887年，十一岁的司徒雷登才和弟弟们随父母返回美国，并在那里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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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司徒雷登极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美丽的杭州及过年、社戏、观灯等中国民俗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们父母是外国传教士，尽管有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小朋友和他们玩耍，但司徒雷登兄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家的庭院或者他们居住的“耶稣弄”（当地人对外国传教士居住地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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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描述来看，他在中国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当他被寄送到姨母家并在当地上学后，司徒雷登发现自己是本地学童里对现代知识最无知的一个，许多在美国司空见惯的东西，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由于长期习惯于与父母及他们的同事说话，初回美国的司徒雷登说起话来和大人一样古板，对当时美国孩子的语言、习惯、爱好与兴趣等无知到几乎难以置信的地步。由此，司徒雷登经常被同学们嘲弄为“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他姨母家的一些朋友来拜访时也常打趣他们兄弟：“看哪，他们看上去多像中国人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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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经历给了年少的司徒雷登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但是，他的姨母却认为他父母远在异国他乡传播福音是一桩极为神圣的事业，因而对司徒雷登的要求远比自己的孩子要严格得多。因为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被禁止参加舞会和上剧院看戏，而他们的表兄妹却可以尽情享受这种惯常的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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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六岁后，司徒雷登被送到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才算摆脱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在这里，司徒雷登才算是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并在后来接受了文学及神学的教育，但之前的经历仍旧给了他很大的困扰：是从事祖传的牧师职业，还是去做自己喜欢的教书或研究工作？司徒雷登依稀记得，他小时候随同父亲上街布道，但中国人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甚至反被那些人嘲弄。司徒雷登的弟弟沃伦倒没有他这种烦恼，因为他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并在中国的学堂上学，因而他掌握了相当多的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言，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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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4年，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才与新婚的妻子艾琳一同回到阔别了整整十七年的中国，他的第一站仍旧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最初，司徒雷登在父亲的教区中布道，不久又应邀前往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任教达十年之久。正当司徒雷登一心沉湎于自己所喜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时，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信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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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美国的在华布道团认为在北方应该有一所“与教会事业相称的大学”，于是决定将分属于两个教派的神学院（即汇文大学及协和大学）加以合并，但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与分歧过大，合并工作一直不顺利。直到1918年，双方决定邀请一个局外之人来担任新学院的校长，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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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是当时选定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他年富力强，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中国经历；最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属于任何一派，因而能够被各方接受。但是，之后的合并事宜仍旧困难重重，首先在新的校名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都宣称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则将不予承认。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另一方的代表团恐怕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但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地将他们的毕业文凭堆放在通州的校园中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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