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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邻的清华大学，其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司徒雷登并没有留下什么名言警句，但他对梅先生说的话却是身体力行的。在燕大初创之时，他便通过教会的关系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并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的学术大师进入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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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聘请教师有三个原则，一是校方聘请教师的权力不容干涉；二是教师不必信教；三是中外教师按等级同等同酬。按规定，燕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60银元，校长月薪500银元。但为了尊师重教，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但燕京大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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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大师闪耀的光荣年代，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师也是灿若繁星，如陆志韦、容庚、赵紫辰、邓文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张东荪、洪谦、冯友兰、萧公权、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顾随、谢冰心、吴文藻、雷洁琼、费孝通、张友渔等，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当时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过，而像冰心、费孝通等人，都是燕京毕业后在外国获得学位再次回到母校任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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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地的新闻特派员，十人中有九个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1949年之后，燕大的教授与学生中先后有56人被评为科学院学部委员，要知道，在存在仅33年的历史中（中间还要排除因日本侵略而受到干扰的8年），燕京大学的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一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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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戏剧性的是，司徒雷登在正式上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便遭遇了尴尬。那是1919年的6月，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按照之前的计划，司徒雷登本应于6月8日跟学生正式见面，但不巧的是，北洋政府正好在那天释放被捕的学生，燕大的学生都跑去欢迎那些入狱的“英雄”了，结果司徒校长只能扫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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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年轻的学生，司徒雷登表现出难得的理性与宽容，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后，他更是立场鲜明地站在了爱国学生的一边。“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并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时，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当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办学，他返校之日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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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年，司徒雷登几乎认识燕大的每一个学生，但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要认识他们中每一个显然不太现实。冰心曾这样充满感情地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司徒雷登曾在自己的家中按基督教的礼仪主持过众多的婚礼（如冰心与吴文藻，两人当时都任教于燕京大学），他也曾得意地说：“至今我还不曾听说哪一起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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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名湖的不远处，有一所名叫“临湖轩”的庭院，这是司徒雷登最好的朋友柯里夫妇所捐赠的。当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本想住进教学楼或者学生宿舍，但柯里夫妇坚持“要么建造一栋校长住所，要么什么也不捐赠”，司徒雷登后来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拿出来做学校的办公地点，而他只保留了一个小套间。不久，“临湖轩”便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都会来到这里给司徒校长祝贺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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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大教师傅晨光博士（其父为博雅塔的捐献者）在文章《燕京庆贺司徒雷登甲子大寿》中写道：“在中国，六十周年有着特殊的意义……6月24日，大多数人开始到校务长家里去向他祝寿，他那美丽的中国式的三合院装饰得很美观，上面贴了个大大的‘寿’字……那天下午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学校里的勤杂人员赠给司徒校务长一块匾，匾由人们抬着，在校园中绕了一周，由乐队开道烘托气氛，使整个场面有声有色，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有教无类’……寿庆日是以在贝公楼举行盛大文艺演出作为结束的，节目丰富多彩……校务长亲自登上舞台，学生团体向他赠送了一幅精美的象征‘壮心不已’的刺绣像，由两个女学生举着穿过甬道，之后，座无虚席的全场观众起立，恭敬地向校务长行了三鞠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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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演出从七点半开始，直到午夜之后才结束，司徒雷登虽然劳累了一天，但他仍以经久不减的兴致看完了全部节目。十一点半后，傅晨光走出贝公楼，见到一位出来换换新鲜空气的女生，她带着敬佩的惊叹语气说：“司徒校务长仍然在前排坐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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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司徒雷登亲自定的，“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由圣经中的两句话融合而成的，一句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另一句是“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这一校训，植根深远，对燕京好几代的学子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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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本应该一直生活在燕大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或许是因为这个“Service”的观念，让他不幸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回忆录开篇的第一段，司徒雷登痛心地说：“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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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司徒雷登突然遇到多年的老友胡适，当时他颇为感叹地说：“他（胡适）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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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外交的运作显然没有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在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后，司徒雷登曾痛心地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做出让步。”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队便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了南京。当苏联的使馆都已经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后，司徒雷登仍旧留在南京，以观其变。但是，这种反常的态度却遭到毛泽东辛辣的讽刺：“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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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时期，原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黄华来见他了，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长的高材生，奉命来到南京与曾经的老校长打交道。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他对我本人是友好的，然而他却完全‘赤化’了，所有的外交官，都被按照外国平民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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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最终定局让各方都抛弃了他，在司徒雷登即将回国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本近千页的《对华白皮书》，以洗清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中还有意点明了白皮书为何发表在司徒雷登离华赴美“将到未到”的尴尬时期与玄机，其中更是预示了他黯淡的政治前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曾满脸笑容地对他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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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同一城市，司徒雷登见到了当时中国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两人在庆贺抗战胜利之余，顾维钧说：“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司徒雷登笑着说：“我出生在中国的天堂杭州，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五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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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其晚年的处境是寂寞而悲伤的，不久他就中风卧床，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与失语症，最终使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也出生在中国，后来回到美国接受教育并在当地做了牧师），但是他的儿子收入很低，并没有能力照顾他。好在他的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始终不离不弃地跟随在他的身边，成为司徒雷登晚年唯一的宽慰和希望。在司徒雷登出院之后，傅泾波用自己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栋小楼，让他与自己及家人住在一起，并陪伴他走过最后的十二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司徒雷登曾在早年给予过傅泾波无私的关怀和培养，而傅泾波的报恩，更是在异国他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之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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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徒雷登痛心的是，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大迁往燕园（即燕京大学原址）。由此，司徒雷登一生的心血与事业，曾经风光无限的燕京大学，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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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在北平去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而去世，终年86岁。在去世之前，司徒雷登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请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于1946年在重庆时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在他死后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并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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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彩绘花瓶如今早已物归原主，而司徒雷登的第二个心愿则迟迟未能实现。所幸的是，作为司徒雷登“第二故乡”的杭州，倒是为他做了点事情。1985年，坐落在天水桥耶酥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就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2002年起，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有简简单单的一行话：“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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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六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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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将上海县城北边的一块土地划给英国人居住，当时这里完全一片农田，种满了水稻和棉花。在黄浦江的西岸，有一条蜿蜒的小道穿过宽阔而稀疏的芦苇丛，那是纤夫们为拉船而踩出来的。当年在这里赤着脚、流着汗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原本少有人烟的郊外，在三四十年后竟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地区之一，而这条毫不起眼的羊径小道，居然早已变身为中外知名的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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