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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本应该一直生活在燕大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或许是因为这个“Service”的观念，让他不幸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回忆录开篇的第一段，司徒雷登痛心地说：“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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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司徒雷登突然遇到多年的老友胡适，当时他颇为感叹地说：“他（胡适）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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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外交的运作显然没有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在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后，司徒雷登曾痛心地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做出让步。”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队便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占了南京。当苏联的使馆都已经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后，司徒雷登仍旧留在南京，以观其变。但是，这种反常的态度却遭到毛泽东辛辣的讽刺：“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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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时期，原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黄华来见他了，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长的高材生，奉命来到南京与曾经的老校长打交道。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他对我本人是友好的，然而他却完全‘赤化’了，所有的外交官，都被按照外国平民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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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最终定局让各方都抛弃了他，在司徒雷登即将回国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本近千页的《对华白皮书》，以洗清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中还有意点明了白皮书为何发表在司徒雷登离华赴美“将到未到”的尴尬时期与玄机，其中更是预示了他黯淡的政治前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曾满脸笑容地对他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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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同一城市，司徒雷登见到了当时中国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两人在庆贺抗战胜利之余，顾维钧说：“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司徒雷登笑着说：“我出生在中国的天堂杭州，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五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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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其晚年的处境是寂寞而悲伤的，不久他就中风卧床，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与失语症，最终使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也出生在中国，后来回到美国接受教育并在当地做了牧师），但是他的儿子收入很低，并没有能力照顾他。好在他的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始终不离不弃地跟随在他的身边，成为司徒雷登晚年唯一的宽慰和希望。在司徒雷登出院之后，傅泾波用自己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栋小楼，让他与自己及家人住在一起，并陪伴他走过最后的十二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司徒雷登曾在早年给予过傅泾波无私的关怀和培养，而傅泾波的报恩，更是在异国他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之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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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徒雷登痛心的是，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大迁往燕园（即燕京大学原址）。由此，司徒雷登一生的心血与事业，曾经风光无限的燕京大学，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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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在北平去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而去世，终年86岁。在去世之前，司徒雷登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请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于1946年在重庆时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在他死后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并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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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彩绘花瓶如今早已物归原主，而司徒雷登的第二个心愿则迟迟未能实现。所幸的是，作为司徒雷登“第二故乡”的杭州，倒是为他做了点事情。1985年，坐落在天水桥耶酥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就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2002年起，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有简简单单的一行话：“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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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六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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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将上海县城北边的一块土地划给英国人居住，当时这里完全一片农田，种满了水稻和棉花。在黄浦江的西岸，有一条蜿蜒的小道穿过宽阔而稀疏的芦苇丛，那是纤夫们为拉船而踩出来的。当年在这里赤着脚、流着汗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原本少有人烟的郊外，在三四十年后竟然成为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地区之一，而这条毫不起眼的羊径小道，居然早已变身为中外知名的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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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处于黄浦江的西岸，这里既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之处，也是黄浦江水势最深而水流最平之处，可谓是天然良港的最佳位置。在获得了租界的管理权后，英国人首先在这里建造了两座驳船码头，以方便其外贸商品的上下进出。仅过了十年之后，这里已经拥有了大大小小十余座码头，其货物的吞吐量远远超过了下游上海老县城的传统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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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码头的后面，是一些外国洋行陆续建造的两层洋房，其中不乏历史上知名的义记洋行、颠地洋行、怡和洋行等外国商事机构，这也是后来“外滩”的雏形。外滩，中国人当时称之为“黄浦滩”，洋人则唤之为“Bund”，其所指的这个新兴的商港地带，范围与现在的外滩基本接近。不过，当年洋行初建的两层建筑在使用了数十年后基本被拆除重建，现在外滩那些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西式建筑大多是上世纪初期的产物，这些建筑可远比最初的两层建筑要宏伟得多，而且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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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后，工部局在英租界外滩一带修筑了一条鹅卵石煤屑道路，后来又在这条路上安装了新奇的煤气路灯并种植了优雅的行道树，法租界外滩路也随而与之连接（当时英租界与法租界以洋泾洪为界，即现在的延安东路）。到1865年左右，这条滨江大道已经成为当时上海最宽敞最漂亮的马路，每到傍晚，在上海工作的各国洋人们或驾着马车，或步行来到这里欣赏美丽的黄浦江景，在夕阳的残照下，这里成为了他们最深刻的异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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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当时外滩具有双重功能：白天这里是繁忙的港区，晚上则成为了居民们最佳的休憩区。为防止商人们滥用自己洋行前的土地，工部局决定不再增设港区设备，而要将外滩转型为一块公共绿地、一个公共的休闲场所，因为这里是“居民们在黄昏散步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到清新空气的唯一场所，也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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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决策下，外滩的沿江地带陆续被填平并铺上草皮，这里也逐渐成为了上海景观的首选标志，并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油画或摄影作品中。1868年，在外滩带的最北端，也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出现了上海租界中的第一座公园——“上海黄浦公园”，这也是为时人所熟知的外滩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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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公园的筹建、设计与管理过程均没有华人参与，在最初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只是在1875年那座著名的长118米、宽12米的外白渡桥改建成功后，当人们从高耸的桥上走过的时候，外滩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这才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当时有位署名为云间逸士的人在《申报》上发表一篇关于“外国公园”的洋场竹枝词，其中便描绘道：“行来将到大桥西，回首窥园碧草齐。树矮叶繁花异色，雨余石上锦鸡啼。”但令人不快的是，当租界中居住的华人试图进入这座公园一窥美景时，却被门警阻挡在外，这又是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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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说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伪造的，如《世纪》杂志所刊登的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中便认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乃“纯系误传”，理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通志馆成员蒯世勋于1932年在翻译《中国的发展》中的“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一句话时，将之译成中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才得以流传开来。至于那块千夫所指的牌子，则是“50年代为配合形势教育”而制作的，它被放在“解放后的博物馆里”，而不是“解放前的外滩公园里”。写作过“上海三部曲”的作家陈丹燕也认为这是一段伪造的历史，理由是禁止华人与狗入园的规则虽有，但“华人与狗不得进入”这句话系概括而成，至于牌子，当然是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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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而言，要证明一个事实有，比较容易；但要证明没有，则比较难。因为有更多的证据表明，非但这句话是有的，而且这块牌子也曾被不同时代的不同人所亲眼目睹过，相关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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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在其自传《八十年来》一书中记载，“一进租界，眼花缭乱，只见街上到处是红头巡捕，面目凶狠，特别是对那些人力车夫乱打乱踢，白渡桥公园门外牌子上写着八个大字，‘犬与华人，不得入内’，这是我在那时亲眼看见的”。黄炎培是上海川沙人，他当时是去上海应县试，时间在1898年左右。可见那时已经有了这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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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栅，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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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在《往事偶记》中称，1918年他在上海外滩公园见到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并于1990年7月12日去信上海黄浦区园林管理所，强调这块牌子上的内容“不是游园规则中的某一条，……而是一块木牌子”；另外，他还说在1920年的时候，这牌子仍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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