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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中医，他曾写过两本关于上海生活的历史随笔，一为《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为《抗战时代生活史》，其间的所见所闻，都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生活点滴及历史。陈先生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其记述却真实入微，可读性强，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录及统计，倒也可以一窥民国时期的上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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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出生于1908年，原是上海老城厢世代读书经商的地道上海人。六岁的时候，陈存仁去姑母家拜年，其姑母家巨富，给了他一枚银元做压岁钱，令他兴奋不已，因为当时刚满师的学徒一个月也不过拿一元的月钱。民国初年，小孩子是很少有机会见到一枚银元的，他们接触最多是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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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先生的回忆，一枚铜元在当时的用处很大，可以买到十粒八粒糖果，或大饼油条各一件，或生梨一二枚。去城隍庙玩的时候，一枚铜元可以买到一块百草梨膏糖，两枚铜元一碗酒酿圆子，四枚铜元一碗肉面，肉又大又厚，当时已有荷兰水（外国汽水），每瓶两枚铜元。当时的鸡蛋，一银元可以买150多枚，比兑换的铜元还要多。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胡蝶和陈存仁先生系同年出生，她也曾经在回忆录中说，她八岁的时候（1916年），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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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既有银两银元，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钞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一般都要打七折使用）。银元，是当时的流通主币，其中又有袁世凯元、龙元、孙中山元，还有因外贸而从外国流入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银元、奥匈帝国银元、秘鲁银元及英美日等国流入的贸易银元。据1929年的统计，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达15种之多。至于银两，则更无一定之规，在使用时还需要看成色、称重量，如元宝、银锭、银块、银片等，很多都需要钱庄中转兑换。辅币银角子和铜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铸造，五花八门，在成色、比价上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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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人对钞票（纸币，甚至钱庄的庄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别是外国银行的钞票。当时有两种外国钞票曾让中国人吃过大亏，一是“一战”结束后崩溃的德国马克，二是俄国革命后变得一文不值的卢布。就算是美钞，当时人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并认为最可靠的是银两和银元，这才是他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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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大户人家甚至是一般人家，大都有藏银窖的习惯（即便是失火也无妨，屋去而窖藏），多的上万几十万，少的也会藏个几百几十的。遇到老屋拆迁或者翻新重建，把藏银的地窖挖出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令人发噱的是，当时上海人过年时祝福别人发财的时候，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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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陈存仁就亲眼经历了“掘藏”的一幕。当时其姑丈去世，姑母将其四伯父（即娘舅）请去分配家产（江南一带，请娘舅来主持分家是沿袭已久的传统，娘舅在外甥女出嫁的婚宴上也要尊为首席），四伯父便把他一起找去作见证。在去之前，四伯父先把他拉到城隍庙，让他向城隍菩萨赌一个咒，保证在分家的时候看到的事情永远不告诉别人。等到姑母家后，其家人全部在场，就等着娘舅和见证人来掘藏分家了。半夜时分，等家中的佣人都被打发到庙里守灵去了，掘藏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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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伯父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这话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还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二字，这‘二十’是什么意思？”当时姑母家的人都认为是二十个瓦缸。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将书房画箱搬走后开始往下挖，挖了好大一会才挖出八只缸，里面全是银元，每缸一千元，上面还有一对银元宝（每锭重十两）。由于挖出来的数目和“二十”不对，因而大家又继续往下挖，最后才将其余的十二缸银元挖出，总计二万银元和二十对银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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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之初，一些富商也自行铸造过银饼，每饼五钱，后流入市场，但这种银饼不够标准，使用起来多有不便。当时官方的银元为白银七钱三分，库秤是七钱二分，在当时流通的银元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银元，因其正面有一只鹰，所以被人称为“鹰元”，上海人又称之为“洋铀”。清朝末年，清廷从外国引进了机器铸造银币，因为上面有一条龙，因而又被称为“龙元”；民国后，袁世凯时期又铸造了新的银元，银币正面有一个很大的袁世凯头像，也就是民间惯称的“袁大头”，这种银币是法币改革前使用最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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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也会造假银元，因而钱庄伙计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懂得识别银元的真假。最传统的手法一般是听声音，将银元往大柜台上一掷，声音清脆悦耳的是真，声音浑浊不清的便有假的嫌疑。要不就是用两手指夹起银元，往其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轻微但悠长的银笛声，如“殷”的一声，假的就没有（笔者小的时候，家里也有几枚留存下来的“袁大头”，的确是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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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当时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银元，十元以上使用银元的就不方便了，因为一枚银元七钱三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三两，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现银是非常麻烦的，因而这时就需要使用银两或者钱庄的庄票了（即相当于银行的本票，见票即付）。在银元之下，有两种辅币，一种是银角子，另一种是铜元。这两种辅币并非十进制的，而是根据银价变化而变化。在当时的钱庄，每天都会挂出兑换率，不过浮动也不会太大，一银元一般兑一百二十八枚铜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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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在民国初年开始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产，后又因为父亲突患痢疾去世，因而只能改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据陈先生的记载，他八九岁的时候，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一个铜元煮青菜一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两个铜元买“东洋鱼”一块（日本销来的萨门咸鱼干），一个月都难得吃一次肉丝。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吵着要买一双儿童皮鞋，但要价须一枚银元，最后只能忍痛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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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陈先生中学毕业、开始学习中医之后，此时的物价有所变化。当时的铜元一枚，可买臭豆腐干两块，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烟和强盗牌香烟都是铜元三枚；米价已经涨到每担四元六角。有一次，陈先生和他的表兄去半淞园游览，谈起今后的愿望时，表兄说他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30元，而陈说自己希望做医生，每月赚40元。当时每月赚30到40元，已经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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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记者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的时候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也是苏州人，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包天笑的薪水在当时是不算菲薄的，因为他有一位同乡比他早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只有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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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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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6到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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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间文人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低，当时一个多产的流行小说作家（如写连载的鸳鸯蝴蝶派们），一个月可以赚到300元。1921年，茅盾在给一家商业性杂志做编辑时，月工资是100元；而据黄天鹏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中记载，当时的一个总编辑的月薪在150到350元，编辑主任为120到200元，普通编辑60到100元，驻外地记者100元左右外加业务费，本地采访记者大概为50元，抄写员每月只有20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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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20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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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低，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是不菲的。在版税收入中，林琴南可能是最高的，他一生通过翻译作品拿到的版税是22万元（远高于鲁迅等人），另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另有月薪550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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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律师的收入更加令人咋舌，如1926年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吴凯声律师，他和另三位律师合开了一个事务所，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在1000到2000元，高的时候达到一万元。因此，吴凯声在两年之内便发了财，买了大房子和汽车。1927年底，他花三千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仅仅三年多点时间，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当然，这是名律师的收入，普通的律师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一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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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人群，北洋时期在180到280元，国民政府时期在100到600之间，而30年代的中学教师月薪为100到260元，小学教师在60到100元。当然，这些工资的记载是名义上的，民国期间因为局势不稳定，中小学教师被欠薪的事情是屡有发生的。据1934年《申报》的报道，上海各大学教授的月薪如下：中法工学院最高，1500元；同济大学，775元；交通大学：600元；复旦大学，530元；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400元；震旦大学、沪江大学，300元；大夏大学，290元；上海法学院，210元。同时期由司徒雷登主政的燕京大学，教授月薪为360元，校长为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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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员与公务员，工资并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报所公布的，部长的月薪为800元，副部长为675元，局长（或司长、处长）为450到600元，秘书为300到450元，科长为250到400元，科员为60到180元。法院的大法官倒是收入很高，月薪达1000元，普通法官最高有400元，最低160元，但他们没有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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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存仁先生所记，当时上海卫生局人员不过八人，科长薪水每月30元，小书记员每月只有8元。当然，这是名义收入，比如后来卫生局通过审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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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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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实支1000，公司欠1000）。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历时6个月，共耗资12万元。不过，这个电影的收益是很不错的，除了国内的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1.8万元、卖给印尼的则为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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