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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员与公务员，工资并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报所公布的，部长的月薪为800元，副部长为675元，局长（或司长、处长）为450到600元，秘书为300到450元，科长为250到400元，科员为60到180元。法院的大法官倒是收入很高，月薪达1000元，普通法官最高有400元，最低160元，但他们没有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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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存仁先生所记，当时上海卫生局人员不过八人，科长薪水每月30元，小书记员每月只有8元。当然，这是名义收入，比如后来卫生局通过审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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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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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实支1000，公司欠1000）。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历时6个月，共耗资12万元。不过，这个电影的收益是很不错的，除了国内的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1.8万元、卖给印尼的则为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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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蝶相比，刚出道的周璇就差了不少，她最初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月薪为200元。男演员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员低，如赵丹的月薪是200元，谢添250元。没有大名气的女演员薪水也很低，如蓝萍（江青）从影期间，其薪水是每月60元，秦怡也是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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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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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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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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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十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国初年就有电车了，当时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这个收费就贵了，从大世界（今人民广场）到南市（今豫园、城隍庙往南），车价就要一银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事实上，当时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银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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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学一般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2到4元，中学也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16到36元，大学的学费最低40元，最高的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达150元。陈存仁先生当年在育才小学读书，每学期学费为3元，后因为家庭困难而改读更便宜的浦东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在四伯父的资助下入读明立中学，每学期学费16元；中学毕业后，入读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每学期学费4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读了一年后，转入上海著名中医丁甘仁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学费为24元，其四伯父的负担就轻了不少。当然，不怕花钱也有，比如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他的流氓老子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后把张法尧送到法国鬼混了几年，据说用掉三十几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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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陈先生透露，大概在两千到三千银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先生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一元六角，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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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陈存仁先生满师之后，在南京路“心心照相馆”的二楼租了一个房屋开业，月租金为50元。由于陈先生受教于名医，一开始定的门诊费就非常高（一元二角，接近名医的收费标准），但开业第一天乃至之后的十余天都吃了个鸭蛋，同学来看他，都摇头说收费太高，好在三友实业社的老板看得起他，请他做他们社里500多名职工的常年医生，一个月付50元，这才帮他度过最初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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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业务多了，陈先生便请了一个挂号职员，每月薪水6元，还花8元钱包了一辆黄包车，以便出诊，当时出诊的费用是5元。一年之后，每日门诊也有十号左右（上海名医丁仲英，也是陈存仁的老师，每日门诊可达百人，月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后来三友实业社扩大到三千员工，每月固定诊费也就提高到300元。后来，陈先生又担任了家产极丰的犹太富商哈同家的常年医生，每月可以拿到200元。光这两项固定收入，陈医生已经跻身当时高薪人士的行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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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先生还办了一份报纸（即《康健报》），每份铜元二枚，一年订费加邮费为两元，第一期的销量就达到1.4万份，不久便将订户扩展到8000份，一下就有了一万几千元的现款，加上已经预收的广告收入一年1600元，光这项收入就够报纸近五年的成本了。帮他做抄写的一位朋友邓钝铁，当时也在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做抄写员，月薪只有35元，后来此人改名“粪翁”，每次在展览会上卖书画作品，收入竟可达到八九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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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厉害的并不是会赚钱，而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陈先生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成交的时候，卖主四兄弟挑了箩筐前来分银元，当地人只信银元，其他的庄票支票一概不要。就这块地，不到三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然，适当地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1000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5000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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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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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九 白银战争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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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币制是极为混乱的，这既阻碍了货物的流通与贸易的扩张，也为军阀割据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货币的混乱现状不但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也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便有了30年代中期的币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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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建议中国实行“金本位制”，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琦来华考察时也有类似的建议。1907年，在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奏议下，清廷曾设立币制局准备实行改革，但终因为辛亥革命而被打断。民国后，梁启超在做财政总长的时候曾大张旗鼓地宣称要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可惜总长位置还没坐热便下了台。后来曹汝霖继任财长，也曾颁布了一个《金券条例》，但由于时局不稳，最后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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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也有商人自发地提出“废除银两、改用银元”的主张，但此举遭到了银钱业的一致反对，因为银钱业可以通过兑换银两、银元等赚取利润，一旦“废两改银”，必将使得他们失去这块业务。而按当时的兑换率，每百枚银元一般可兑白银七十二两左右（最低只有六十八两），这中间的上下波动，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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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因为抗敌需要，银元短缺，导致兑换率飙升为每百元可兑银两七十四两，因为囤积银元有利可图，所以国内外大量的银元在短时期内迅速流入上海。但后来因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时局趋于平稳，加上银元过多，导致兑换率暴跌为每百元兑换银两七十两，那些银元持有者始料未及，大为亏损。由此，“废两改银”的呼声也日益得到了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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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财政部的调研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宣布“废两改元”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废除银两，采用银元，今后的贸易、票据、契约等一律使用银元结算；二是由中央统一铸造新银币作为固定主币，但在一定时期，旧铸银元仍可照旧使用。新银元是按照旧银元的成色来铸造的，每块含银88％，含铜12％，每元兑换银两七钱十五分，原银两的持有者可要求代铸或者直接去银行换取新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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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沿袭了近四百多年的银两制便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规格重量及成色基本统一的银元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这使得之前通货种类被大大简化，混乱状况为之改观。不过，国民政府实行币值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推行法币并最终走向纸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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