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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新疆巡抚联魁编练省军，两千八百余员。宣统元年，陆军部编为三十五协，辛亥，王佩兰任协统。另有伊犁新军，将军长庚所练，兵二千五百余员。初，刘锦棠建省，伊犁将军不废，守伊塔俄边，故一省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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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江督刘坤一改编常备、续备。巡警军，光绪三十年，江督魏光焘编武威军两翼。光绪三十一年，江督周馥合编诸军为第九镇，徐绍祯为统制。年终，江督端方补步队马队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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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苏抚端方首练苏军，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编为暂二十三混成协。辛亥，艾忠奇任协统。第六镇兵八千二百五十五员，二十三协兵四千三百四十五员。军兴，与各省援军合编为北伐军二十师，和议既成，黄留守裁并为五师，分驻宁苏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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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军起于光绪三十年诚勋改编防营，次年编为一协，立督练公所。三十四年，炮队队官熊成基起义事败，宣统二年唐启尧任公所参谋处总办，兵千五百五十员，守安庆，城大兵单，素瞻上游（湖口）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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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西江巡抚李兴锐改编防营为常备、续备军，三十一年，布政使周浩改常备为一协。宣统元年整编为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吴介璋任协统，兵四千二百八十七员。驻湖口、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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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浙抚任道镕改防营为武备军，宣统元年扩为混成协，次年整编为陆军第二十一镇。辛亥，统制萧星垣，兵七千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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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军起于光绪二十九年闽督许应骙编防军为常备军左右镇，光绪三十一年，整编为陆军第十镇，孙道仁任统制，兵六千七百八十八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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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起于光绪二十九年西林署粤，编练常备军十五营。次年，粤督张人骏编为一协。宣统元年粤督袁树勋扩为两协。宣统三年陆军部整编为第二十五镇，未成而辛亥军兴，此时龙济光任统制，兵三千五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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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柯逢时抚桂，以赣军二营自随，入桂，扩为五营，三十二年整编为两标一协，分镇龙州、南宁、桂林，风潮迭起，至辛亥军兴未成，其时赵恒惕任协统，兵二千五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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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起于光绪二十八年编练常备军，三十三年滇督锡良编为一协，以陈宦任协统，教练精良，规模渐立。宣统元年，陆军部整编为第十九镇，三年钟麟任统制，拥兵七千，雄镇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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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军起于光绪三十二年西林署黔，编常备军为一标，后欲扩为二，以财力不充，官兵逃亡，及军兴未成。袁保义、赵纯诚分任标统，兵不满二千，械弹两缺，几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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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军起于光绪二十九年锡良署川，练常备军七营，三十二年编为第三十三混成协，三十三年，护理川督赵尔巽任钟颖为协统，旋率部入藏。宣统元年，朱庆澜继为协统。三年扩编为陆军第十七镇，朱庆澜署统制，兵员未足，保路军兴，时有兵约六千。训练极差，为诸省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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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军守京师本位，内强外弱，北重南轻。禁卫军员满械利，独守宫室；北洋七省次之，环卫七省，部伍齐一。南省诸军，唯鄂称壮，江则参差。南国拼凑杂陈，皆不足道。西垂滇甘虎踞，俯视邻省。民国未兆，政势已定：京宁汉三角干天位，非据其一，王业不成；甘滇谋伯业，足逞方伯之志；余子碌碌，自守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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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 Ⅱ 军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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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四月十一（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室颁铁路国有化诏书。四月二十二（五月二十日），诏准四国银行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五月二十一（六月十七日），川汉股东成立“保路同志会”。七月初九（九月一日），川路股东大会议决
:全蜀抗粮抗捐。七月十五（九月七日），北，川督赵季和（尔丰）单方面解散省咨议局，劫持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诸人。蜀父老哭于督衙，巡防营护主，屠成都，街市一空。城闭，侦骑四出。同志会匿者削木为纸，沥血为墨，投诸锦江，告变各郡。七月十七（九月九日），北廷电令取缔保路同志会，着赵督“切实弹压”，君臣之义尽矣。诸郡绅粮抗旨，兴保路同志军，官军拥孤城，电线驿运皆绝。七月二十（九月十二日），端午桥（方）奉朝命统鄂军劲锐入蜀，旋为部将蜀绅诛于资州，而汉上空矣。八月初四（九月二十五日），荣县独立，全蜀大震。彭、眉、温、崇、简、嘉，叙次第相应，府县命官弃印走避。民军会于下渡口，官军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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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光绪二十二年），北廷特设铁路总公司，以盛杏荪为督办铁路大臣，借债兴路，无与民间事。光绪二十九年，川督锡良上书，请以租股代外债，稍挽利权外溢之势，士论景从，以为谋国之忠。越明年，张文襄从王先谦议，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借经济民族主义勃兴之势，铁路华款商办蔚然成风，与国会请愿同为士绅政治觉醒首期表现。成效最著者，莫如汤寿潜沪杭铁路，此亦苏浙经济成熟、士绅壮大之显例。不幸内地各省，无此条件。粤川两路，空账累累，势成不了之局。宣统二年，徐菊人去位，盛氏复主邮传部，重谈铁路国有，商股补偿规划，不出官商宫市传统，“半匹红绡一丈绫”耳。尤犯蜀绅之怒者，蜀款仅折粤款六成。小道流言，盖畏粤东党人刁民之众而谓蜀人驯善易与也。蜀地素号富实，民风保守不与立宪革命，竟有孤注先发之雄，殆为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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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荪素有巧宦之名，亦官亦商。生财妙道，首在借官势逐退竞争对手如徐润等；转嫁自身亏累于国库，如法越之役招商局案；衔天宪勒逼民间投资者，如保路事。历事三朝，周旋两相，一日无官，惶惶如也。凡彼经营，无不公私皆贫而官独富。此辈享一日之荣，民间资本一日无望，尚有许以近世布尔乔亚先驱者，岂不谬哉！辛亥之变，机关算尽，反误卿卿，身负南北通缉，名列君民罪魁。正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曾无丝毫之枉。可叹者，前车已覆，来者方多，其道尚有绵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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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议绅进退之度，付诸公论，而后集会，而后抗税，而后请愿，而后乞于民众，非经诛戮，决不以力相报，深合立宪之道，虽长期国会三级会议，蔑以复加。北廷稍有对话诚意，必有双赢之美，皇统之福也。不幸彼之举措，自始不外勒兵待变。去王人文，用赵季和，以科举儒臣畏清议念桑梓，断难以雷霆手段大张天威，岂如汉军旗人本我家奴，绝无外心，征康屠藏，不避喋血也。庙算定于是，天道报于是，恃新军者亡于新军，夫复何怨？张文襄入阁，危言直省民变可虞，摄政王笑曰
:“有新军在。”之洞吐血而退，垂危，王临张宅，之洞唯垂泪数行，无复一语。王归，乃太息“亡国之君”者数，旋卒。国之将亡，不出于自伐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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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八月十八（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汉口俄租界炸弹案破获，汉上官厅决意清查新军。八月十九（十月十日），新军入督衙，瑞抚张镇走江上。八月二十（十月十一日），变军推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八月二十一（十月十二日），民军克复汉阳汉口，詹大悲自立汉口军政分府。八月二十三（十月十四日），北廷发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八月二十六（十月十七日），鄂军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八月二十七（十月十八日），外蒙宣告独立。八月二十八（十月十九日），刘家庙之役，清军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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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社加盟革命，极具业余性质，反侦察意识薄弱，势将为布尔什维克所笑。可见中产良家子极不适于密谋造反，开国帝王必出流氓黑帮，有其“存在合理性”。兵变之起，多因军中盛传官府已据有党人名册，全军政审殆无可免。以华人传统，难以信赖官厅不罔不纵之德。为身家计，与其坐待大狱，何如孤注先发？（此即苏峻起兵“宁在山头望廷尉，不在廷尉望山头”之意）以革命功成人人邀赏之日最夸张估计，革命党各派（未必协调一致）及同情者（未必不为观潮派）不超过新军三分之一。若无大索之事，起义胜算绝不优于黄花岗。清室之亡，浅而言之，可谓亡于其自伤技术高于革命党劣质炸弹；统而言之，实系秦政防猜之术再度（既非首度亦非末次）完成其设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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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起于临时同情革命者及自救者，革命党自始既无领导权，可见“出卖领导权于温和派”问题从未存在。咨议局诸公加入军政府，于鄂军政府合法性及社会代表性实有裨益，且筹饷负重，非士绅合作不可。议长汤化龙于此尤有大功，鄂军不至瓦解为流寇，粮台岂曰无功？汤黎皆温和派，摩擦累累，民党中坚黄兴反与汤议长情投意合，此即小圈子政争，私恩派性重于政见原则之一例。真以激进立场而分立者，唯詹大悲汉口分府略似。冯军陷汉口，詹氏走九江，此后鄂军内衅已无甚纲领之争。军政府条例之宪政意义，在于预设民元宋教仁宪法追认之半联邦制：各省对中央自治，而各省内部军政集权，府县对省府无自治权。召乱侮亡，皆自此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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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独立，远在各省之先，盖以光宣新政行于蒙疆者：兴农垦（预示人口民族结构将有满洲东蒙式急转），开矿路（詹天佑京张铁路为京库路一期，清室不亡，二期当于本年动工），料民计赋点兵，无一非废封建旧制，将为郡县先声。蒙疆若步安西东省后尘，蒙王僧团必为最大牺牲者，其联俄叛华也宜。以彼立场，辛亥之宪法意义，即在系于帝室之宗藩关系为汉臣单方面撕毁，蒙藩效忠者本即皇室而非国家，自此即可自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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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一（十月二十二日），湘省新军会党据长沙，军门黄忠浩死之，巡抚余程格走避，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同日，秦军逐清吏，据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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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以士绅为主，鄂变无明确中心，湘秦之变，始有党人居领导地位。湘省新军以寡凌众，合并旧军，独揽治权，发兵援鄂，最有声色。以征敛无艺，名器泛滥，会党无行，骄兵难制，先受议绅讥评。军绅不和，其势易动难安，后祸已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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