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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日，红军余部攻宁夏豫旺堡不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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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丰台演习日军与国军冲突，北平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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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中日两军脱离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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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与卢沟桥事变同一模式，此前此后类似冲突甚多，以大势论，中日疑忌已深，解仇甚难，积薪满室，火烛难防；以细节论，战争绝非必然爆发于明年七七，提早或推迟数年，至少于国民政府命运，有生死穷通之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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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一日，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要求华北自治，中日通航，降低关税，聘用日顾问，取缔排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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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三日，国府代表张群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淞沪协定》及其后一切城下之盟，取消冀东自治、绥东“剿匪”，取缔走私，禁止《辛丑条约》派驻日军任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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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革命性质，有关缓冲区非军事化条款，不过化明为暗，于党国实质统治无碍，反而有自由行动而不必负责之利。至于约束军人，日本任何政府无能为力，尤其在“二二六”之后，张群亦非不知，对照双方要求，即知战局已定，可争者仅在提早推迟、选择有利时间而已。此中要害，实在心理因素，民族革命党之民族主义自尊心受侮已甚，练兵、建设稍有起色，即有针锋相对、逐条回敬、不惜以同归于尽求快之心，其下意识期待蒋中正所谓“最后关头”一洗前耻久矣，不复计黄雀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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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九月二十三日），中日交涉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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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常委决议国大延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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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压倒一切，又一致命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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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九日，亲日蒙军犯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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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四日，援绥国军克复白灵庙，蒙军溃败。援甘国军破红军余部入甘支队于古浪，红军大部覆没，徐向前余部西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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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灵庙心理作用，在于民族主义舆论以为日军皆如蒙军不堪战，若有抗战决心，复仇无难事，高调士大夫于抗战过早爆发，局部妥协争取建设后方不复可行，颇有功勋；百灵庙实际作用，在于云集西北各系军队（尤以陈诚所部中央军为要）尽赴绥远，张学良再四请缨，蒋氏蔑视其战力，令其充预备队守关中，予其自尊心以致命伤害，同时造成西安仅为张、杨直系守卫之局。无此二者，西安事变难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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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与傅作义会商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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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拟乘胜直取察北，阎锡山持重不可，两系大将各从其上，战机旋失。虽然，百灵庙为各省各系军人首次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而颇有战绩者，可谓举国抗战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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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四日，甘军马步青破红西路军残部于永昌，红西路军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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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尽覆，北道不通，百灵庙之役，国军重兵集于内蒙，“国际交通线”不复可通，一旦蒙疆解严，各军云集秦陇，拟议之再长征甘南，势必提前启动，而古浪之役，胡宗南已据陇坂，马步青家在河西，前途未可乐观。机会之窗，至多不过数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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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五日，日驻华大使川越表示中日交涉虽形势悲观，破裂之说甚嚣尘上，尚未至绝望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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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六日，外交部声明中日交涉以平等互惠、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绥变妨碍交涉，切望早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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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日，国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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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以兵变据西安，扣押蒋中正及其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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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存信《往事回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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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令刘鼎、申博纯、南汉辰、高崇明、杨明轩、阎宝航、赵寿山组成七人小组，其后加入吕正操、刘澜波（当时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主持西安事变史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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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小组仅有刘鼎、吕正操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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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九人小组恢复，增补王炳南、宋黎（当时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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