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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个叫南洋公学的学校，学生思想比较激进，校方越打压学生们闹得越凶，最终竟演变成了学潮。《苏报》抓住了这样的社会热点，在报纸上开办了一个叫《学界风潮》的栏目，连载这次学潮的发展和变化。这个栏目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苏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像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一些当时顶尖级的教员，也来为《苏报》撰稿。很快《苏报》就成了当时学潮、爱国学社以及教育会的一种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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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清政府对这些言论基本上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是随着革命思潮在民众当中的涌动，《苏报》上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从最初的排满发展到公开主张革命。1903年的五月初五，《苏报》介绍了两个人及他们的著作：一个是章炳麟及《驳康有为政见书》；另一个就是从日本回来的革命者邹容，以及他写的《革命军》。这两本书迅速风靡，公开呼吁革命，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惊恐。按照清廷的法律，公开发布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应当凌迟处死。可是这份报纸是在英租界的地盘上办的，清廷不敢派人到英租界的地盘上去抓人。但如果放任这些颠覆政府的言论，清廷的威严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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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轮协商，列强终于同意清廷抓捕邹、章二人。警察赶到时，章炳麟抱定“志在流血”的决心，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面逃走，听说章炳麟被捕，不愿独自逃离，毅然到衙门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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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虽然同意清廷抓人，但是提出案件必须在租界内审理，判罪后还要在租界内的监狱来执行。当然列强也给了清廷一点面子，同意由清廷来主持这次审理；不过审判形式上要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通法庭形式，也就是当庭控辩形式进行。于是一幕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堂堂大清王朝，在外国人的法庭上控告自己的臣民，这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民平等地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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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发生后，当事人之一的章炳麟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年仅20岁的民主革命先驱邹容则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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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时期典型的文字狱案件，《苏报》案曾经轰动一时。这是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次通过法庭公开审理案件。控辩双方陈诉自己的观点，提交证据，而法官是根据证据而非个人的判断来判案的。这对几千年来习惯了“官老爷”一个人说了算的中国民众来说，无疑带来了进步的空气，彻底打破了皇权神圣的观念。也许当初清廷有勇气同意使用这种公开审理的方式，就是想告诉民众，朝廷是有变法维新的决心的，他们也在同步进行立宪还政于民的努力，可惜这样的决心与努力来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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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中国史无前例案件的审理，使得当时反清的革命党人和众多媒体发现，他们在租界内从事舆论宣传，可以回避清廷制裁。从此，租界内就成了反清革命人士的大本营，反清舆论迅速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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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成了清王朝灭亡的最响亮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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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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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麻辣的大清王朝催命符——保路运动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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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历史上以难治易乱著称，一千年前，古人对四川就有过这样的评价：“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一百年前，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正是发生在四川的这次运动，成了清王朝的“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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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清政府为打通千年蜀道，促进四川经济发展，决定建设川汉铁路，该铁路西起成都，东至汉口，全长3000多公里，一旦修通，天堑变通途，铁路本身的利润丰厚固不待言，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更是诱人，当时清廷准备对这条铁路进行官办官修，但始终难以筹措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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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在留学生们的建议下，锡良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这一建议对清廷而言无异于既省钱又修路。很快，在第二年1月，在清廷批准下，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公司成立时，明确排斥了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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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扩大了筹措铁路资金的渠道，资金主要来源“田亩加赋”，即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当时，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所有四川人都成了这条铁路的利益攸关者。当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谈论的话题都是“股票”。对他们来说，一旦铁路修建起来，“股票”有望兑换成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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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湖广总督、新政改革的旗手张之洞，用675万美元从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但是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官员又将经费当做“小金库”任意挪用，仅锡良一人就挪用了300万两。这些问题直接导致铁路修建进度缓慢，川汉线居然因为先从东西某一端开修的问题而扯皮几年时间，连最基本的勘线都没完成。而早在1900年就动工的粤汉线，一开始即为官督商办，全长1095.6公里的铁路只动工了不到100公里的长沙—株洲线，进展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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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将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并把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财团，用以举借600万英镑的外债。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路权的消息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下很快传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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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民为保障自己利益，打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旗帜。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喊出“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的口号。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市民罢市，学生罢课，一场如火如荼的保卫路权运动在四川各地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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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场开端仅仅是维权的保路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暴力革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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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的发端，是出于利己的维权诉求。从现代的维权理念来看，利己的维权实际将达至利众的权益。在当时，反清意识在普通民众中很容易被激发；同时，革命党人大力的反清宣传，也使得保路运动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后来的独立革命势力中，不仅有同志军、革命军、新军，普通民众、哥老会、孝义会、少数民族武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哥老会是当时蜀中非常强大的民间反清帮会，在湘军中影响尤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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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震怒，下旨要求四川总督“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在朝廷的压力下，四川总督赵尔丰决定武力镇压已经难以收拾的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以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十几名运动领袖。在清兵的长枪和铁骑下，数百名人员或死或伤，史称“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彻底激怒了四川民众，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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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全省范围的反清起义，使清朝在四川的统治陷于混乱和瓦解，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浪潮空前高涨。随后清政府派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成功提供了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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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信号是由同盟会发出的。在赵尔丰开始对激进分子大肆逮捕后，这次运动背后的主要力量同盟会立即明确要求：“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成都附近各州、县得到消息后，民众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纷纷武装起义，从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发生激战。全川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破竹，武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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