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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春，21岁的载沣被任命为随扈大臣。三年后，他又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后调补满洲正红旗都统，并受命管理新旧营房事务。1907年6月19日，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载沣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半年后，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军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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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的职务连续获得晋升，在一般人看来，真可谓是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但载沣本人对于这种官运亨通的政治生涯，却表现得异常消极。对于官场的事务，他极少发表见解，建树不多，常常是态度冷淡，一言不发。在这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如此迅速的提升，也使得他从政历练不足，很难应付清末错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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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有意栽培载沣，用意本在遏制奕勖在朝的势力。但入主军机后，载沣并无突出的政治表现，对于清廷危亡的局面也束手无策。对于袁世凯交结奕勖以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载沣既没有察觉更不能防范，直待袁世凯羽翼丰满时他才有所警觉，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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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相隔不到20小时，溥仪即位称帝，载沣则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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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接手时的清王朝，内廷宗室矛盾重重，朝堂朋党纷争，外部列强凌辱，可以说是大厦将倾。被后世认为“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的载沣，登上监国大位后却一反常态，展示出了娴熟的政治斗争手腕。上任之初，他肃清皇室异己，联合立宪派打击极端保守派铁良和激进立宪派端方，罢黜朝廷权臣。通过这一系列相当有魄力的举动，25岁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树立起了个人权威，基本上握紧了清王朝的大权，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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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全掌握权力后，载沣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军事机构，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他为核心的皇族手中。他多次强调：“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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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宪国策不动摇是贯穿载沣执国三年的政治理念。上台后，载沣屡发上谕，重申九年筹备期为“期在必行”，后又改为五年。他告诫“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事机”，并严惩玩忽宪政的升允、毛庆藩，以示他推动宪政的决心。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年载沣立宪改革是真诚的，立宪改革的信念是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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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东北爆发了导致6万人死亡的大鼠疫，疫情蔓延一日千里。载沣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开明得力的举措，如公开信息、积极效法借鉴西方科学防疫方法等，迅速扑灭了疫情，引来全世界的一致赞誉，被西方诸国视为一个奇迹。这场东北大鼠疫也为载沣赢得了开明贤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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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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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病遇上了慢郎中——预备立宪中的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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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王朝来说，袁世凯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袁世凯手握重权，掌管新军，在朝中结交庆亲王奕勖，又有一些列强作他的强硬后台。事实证明，对于清朝的灭亡，袁世凯的逼宫是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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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察觉袁世凯的野心时，袁世凯已经羽翼丰满，载沣对此十分忧虑，他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相传，载沣胞兄光绪帝留有“杀袁除恨”遗旨，隆裕曾面谕载沣杀袁为先帝报仇。载沣手中握有谕旨，又有王公相助，急欲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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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密商此事，但张之洞力劝载沣说：“现今刚遭国丧，不宜杀戮旧臣。”张之洞提醒载沣，袁世凯旧部遍布于各镇新军之中，轻言杀袁，会引起军队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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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维稳的考虑，载沣放弃了杀袁的念头，以“现患足疾，步行维艰”为由，将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但此时的袁世凯已有渐移国祚之虞，罢免他对形势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反而是放虎归山，留下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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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很快就占领了武昌。第二天，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宣告湖北省独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当时，全国共有18个省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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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清廷满朝文武中竟找不出一位能领兵打仗的。北洋新军虽军力强大，却是袁世凯一手创建起来的，完全不听载沣这个摄政王的调令。庆亲王奕劻等人趁机向载沣保举袁世凯，而袁世凯此时正在河南老家，归隐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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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形势所逼，载沣只好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请他出来收拾残局。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并不为之所动，反而向清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陷入政治困境中的载沣只得接受袁世凯的筹码，解散皇族内阁，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将军政大权全部让给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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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载沣彻底交出了自己的权力，“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他回到王府时，面对全家人的哭泣，神情淡然地告诉嫡福晋瓜尔佳氏说：“从此就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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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身披光环的皇族子弟载沣，彻底退出了历史政治舞台。此后，他每日与书为伴，舞文弄墨，绝口不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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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皇族的载沣被推着登上摄政王的权位，为此背负了很多骂名。但是，鲜有人知道，这位被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却赢得过孙中山的肯定。1912年9月，孙中山曾经拜访载沣，慰勉他和平交权。孙中山深知，载沣在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心中早已有除掉袁贼的念头，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次日，载沣回访孙中山，获赠题字照片，并表示：“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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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的话并非客套，而是他真真正正地放下了权势，心安理得地过起安逸平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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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载沣并非庸碌之辈，他的政治眼光具有超人的判断力。1915年，袁世凯复辟，载沣说了两字评语“胡闹”。83天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当天，载沣洒酒祭奠二哥光绪皇帝，说：“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1917年，“张勋复辟”，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很多人登门拜访，劝说他复出重掌大权，但他从头至尾都未参与，又是两字评语“胡闹”。果不其然，复辟丑剧只维持了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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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溥仪在日本人的哄骗下潜往东北，载沣认为“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溥仪曾多次请载沣带全家搬去，均被载沣拒绝。日方人也屡次来游说载沣迁往长春，妄图借他的威望加强日本统治东北的合法性。深明大义的载沣不为所动，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在日寇强大的压力下照旧过着朴素的归隐生活。此事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以及具有的政治胆识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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