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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练兵大臣，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1905年陆续编练完成了北洋六镇新军。到1906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中国唯一一支十万人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殊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换言之，这个时期，清廷的所有军政事务，基本都决定于一个人，他就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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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功高震主，此时的慈禧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内调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慈禧的这个举措，不但没削弱袁世凯的势力，反而被袁世凯利用，借在军机处主事的机会，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的步伐。自1908年军机处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袁世凯还要求设立责任内阁，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袁世凯因此获得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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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眼中，袁世凯都是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为重要的人物。假如历史真照此发展下去，中国未必不会走上一条君主立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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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没有给袁世凯太多时间，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前后相隔不到一天时间。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而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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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没有杀了袁世凯，仅仅是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官职，将其打发回了河南老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道：对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其实对于大清朝来说何尝不是如此。经过了这次的生死考验，袁世凯彻底对清王朝死了心，在辛亥革命中他养患自重，逼帝逊位，并成功当选民国大总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的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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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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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推半就称帝之谜——解密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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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不禁发问：在称帝前，袁世凯已是独掌大权的民国大总统了，为什么还要图皇帝这个虚名呢？当时，他的大总统是终身制的，甚至可能成为家族制，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和封建帝王相差无几。至今仍有很多历史学家提出疑问：袁世凯当初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难道仅仅是贪慕虚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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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世界强国中只有法、美两个民主共和国家，英、日、德那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对于积弱的中国来说，法国那种激进的革命方式非但无法实现民主共和，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美国的民主道路比较顺利，但美国的情况极为特殊，它的文明史短暂，没有经历长时期的专制传统，建国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已然接受并习惯了从英国舶来的议会政治。而中国经历过长达2000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以至于当时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里，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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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帝制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表现确实是令人失望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民国初建，共和国这个理想虽然在中国出现了，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民主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对于90%人口是农民、80%人口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坐在龙廷的那个人叫皇帝还是总统，在省城管事的叫巡抚还是都督，都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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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思想整体封建保守，对于从天而降的共和体制都有些无所适从。社会问题随之日趋严重，老百姓普遍认为：皇帝就是王法的象征，没有皇帝，也就无所谓王法了；没有了王法的约束，原本暗藏的种种罪恶随之凸显出来。原来贩卖私盐大都是地下交易，现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以前土匪都是夜黑风高作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抢劫。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前的社会状况，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瘫痪的临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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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却没有及时树立起来，社会急需新权威的出现，以维系短时期内的稳定局面，杜绝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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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机发动二次革命，表面上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彻底丧失与北洋集团抗衡的实力。没有不同派系的实力彼此制衡，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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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最大的政敌后，袁世凯摆脱了原来的种种制约，开始实施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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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败了国民党后，袁世凯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拥有了在中国实现威权制度的机会和权力，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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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当时还至少存在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此外，政府派将军到地方当督军，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后与中央貌合神离，拖欠税款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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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等社会政治精英发现：共和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而 “二十一条”最终证明，共和体制下的集权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本国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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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发现必须要寻找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有传统道德做支撑的皇帝权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这一点袁世凯不会想不到。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袁世凯称帝的本意是想实行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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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选择君主立宪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宗教信仰，因而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凝聚国人，最佳选择莫过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封建思想中，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作用下，袁世凯想到了称帝，他想以君主的权威来凝聚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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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老先生在接受《北洋大时代》创作组专访时，对于袁世凯这样说道：“他手里头有很强的兵权，而且这个人很能干，他联络的社会各方面的人脉非常的广，所以孙中山斗不过他，临时大总统就只得让了位。在袁世凯最初当总统的几年，他摆平了中国的各种势力，他是想要把中国改变成有规则有制度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还是想当皇帝，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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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很不看好民国的未来，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他还预言“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古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要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这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后来，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总统更换频繁，导致国家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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