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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却没有及时树立起来，社会急需新权威的出现，以维系短时期内的稳定局面，杜绝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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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机发动二次革命，表面上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彻底丧失与北洋集团抗衡的实力。没有不同派系的实力彼此制衡，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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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最大的政敌后，袁世凯摆脱了原来的种种制约，开始实施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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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败了国民党后，袁世凯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拥有了在中国实现威权制度的机会和权力，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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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当时还至少存在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此外，政府派将军到地方当督军，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后与中央貌合神离，拖欠税款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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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等社会政治精英发现：共和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而 “二十一条”最终证明，共和体制下的集权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本国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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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发现必须要寻找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有传统道德做支撑的皇帝权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这一点袁世凯不会想不到。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袁世凯称帝的本意是想实行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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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选择君主立宪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宗教信仰，因而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凝聚国人，最佳选择莫过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封建思想中，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作用下，袁世凯想到了称帝，他想以君主的权威来凝聚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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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老先生在接受《北洋大时代》创作组专访时，对于袁世凯这样说道：“他手里头有很强的兵权，而且这个人很能干，他联络的社会各方面的人脉非常的广，所以孙中山斗不过他，临时大总统就只得让了位。在袁世凯最初当总统的几年，他摆平了中国的各种势力，他是想要把中国改变成有规则有制度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还是想当皇帝，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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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很不看好民国的未来，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他还预言“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古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要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这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后来，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总统更换频繁，导致国家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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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帝前的准备阶段，袁世凯忽略了一点：老百姓被几千年的皇权政治害苦了，对皇帝深恶痛绝，根本不管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有着什么区别，只要是与皇帝有关的东西，就全盘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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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原因，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他没有动用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天下人普及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位居极权的他，误以为自己称帝是众望所归，全国臣民每天都在心悦诚服劝进。以至于称帝后，他才恍然发现原来很多人是反对的。为此，他曾经怒斥周围那些劝进的人：“就是你们逼我做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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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制到民主是一种进化，是不容许倒退的过程，当全民认同民主共和要好于帝制的时候，老百姓不管也分不清楚你这个君主立不立宪，只要是当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要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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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罪名。袁世凯一旦称帝，各省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的力量空前地强大，蔡锷三千护国军一声呐喊，几个月之内全国的形势都随之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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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是民族英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即使是那些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袁世凯是把中国带进民主体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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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历史只给了他几十天的时间，连拿个宪政框架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袁世凯多活几年，也许中华民族会少些后来的不堪与苦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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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张鸣对袁世凯称帝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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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同意现在的很多历史结论，称帝当时对他的一些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认为他是为个人私利，就是想当皇帝，想过皇帝瘾，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评价。他在称帝之前已经是终身总统了，而且他可以指定下一任总统，那么既然他已经是个独裁者了，他干吗还要去称帝？如果说他是想过皇帝瘾，这个理由实在有点牵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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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他称帝，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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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就是因为当时的内政。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但没有皇帝后，中国人实际上是很不适应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的国度里，他们已经过惯了有皇帝的生活，没有皇帝他们很不舒服，很乱；他们不愿意交官粮、国税；同时，底下的一些土匪、帮派、流氓地痞都很活跃。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治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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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中国伦理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并且在三纲五常中，君主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君主也就无从谈起三纲五常了，中国的伦理基础也就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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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给袁世凯这个民国大总统带来很多困难：第一，他管理老百姓很吃力，老百姓觉得你这个政府权威性不够；第二，他的统治体系出了问题，袁世凯已经无法号令他的文官体系，甚至是他的武官体系，他的控制力在逐渐削弱。在打败孙中山的国民党之后，这些武人下去地方，在各地形成半割据状态，袁世凯想废却没有办法。他开个会议，官员都迟到，他无法说把这些人都给开了。就是说他作为总统，他对中国这样一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帝制的国家，的确是管理起来有点苦。总结说，就是他权威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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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对外方面的考虑。对于外面，我们知道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是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列强几乎无一例外地卷了进去，日本觉得这是大好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虽说袁世凯最后没有全部答应，只答应了其中一部分，那他这个民国大总统的合法性就降得很低了，权威也跌落得很快。在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想加强自己的权威，有人就出主意说，皇帝的权威很高，可以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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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不是说称帝就可以快速有效地提升权威，而是权威达到一定高度了才可以有称帝的资格。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都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也打过几场漂亮仗的，从而树立起称帝开国的权威。但袁世凯称帝就出问题了：他当时刚签完了“二十一条”，威望大跌，要称帝肯定就不行了；加上一部分国人已经意识到国家的进步了，既然进步了就不能倒退，搞复辟是坚决不行的；还有，像云南军阀部队里的那些军人们，他们本来就不是袁世凯的嫡系，如果袁世凯实力再强的话，他们肯定就被吞掉了，本来就防着袁世凯呢，本来就怨恨中央不让他们割据呢，只要袁世凯一称帝，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复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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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最后的日子——袁大头何以成为“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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