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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国军政首脑,给段祺瑞送礼的人自然会排成长队,但他从来不收礼,只是遇见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却之不恭时,才会在礼物中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者则悉数退还。江苏督军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珍贵。段祺瑞的家里人十分喜欢,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一早,段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张作霖给段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那便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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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称道的是,他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想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承诺日本将会全力支持。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段祺瑞始终以严词拒绝,誓不与日寇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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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开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到上海,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段祺瑞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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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生前生后都口碑如一,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家的楷模。如果说,段祺瑞一生有污点,那便是他在任期间发生“三一八”惨案,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尽管罪魁祸首不是他,但他必须承担领导失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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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亲笔遗嘱,内讲“八勿”,阐述国家复兴之道,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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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算是个英雄,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让中国走进民主政治的大门。但他是个末路英雄。令他困惑的是,他要统一中国的计划总是难以实现,反倒因此和北洋兄弟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兵戎相见。北洋军阀之中,皖系曾势力最大却垮得最早。第一次直皖战争,段祺瑞亲自指挥的皖系军队只几天工夫,就被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绝没想到,自己乃正统的北洋领袖,民国后第一批被封为最高军衔且是领衔者的“建威上将军”,居然打不过一个犯上作乱的部下,而且,败得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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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民主政治大门口的一堆又一堆的历史废墟,段祺瑞无能为力。而正是这一堆堆废墟,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当口,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异常迟缓。生不逢时,段祺瑞只能无奈发出千回百转把栏杆拍遍的英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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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段祺瑞作为一个在解放后还有争议的北洋军阀,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阅后,毛泽东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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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兵逼宫促共和——段祺瑞一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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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22日,身在南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身着戎装到浦口车站恭候一位老人莅临,而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恭候。当这位老人出现时,蒋介石趋前敬礼,并搀扶他下船。晚上盛宴招待这位老者时,南京冠盖云集,文武要员全部出席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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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垂垂老者,就是曾经在20世纪初叱咤风云的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大首领,又是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被鞭挞的对象,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便成了“祸国殃民”的大反派。那么,段祺瑞是究竟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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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震动。10月15日,清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冯国璋所属的北洋军,气势汹汹直扑武汉。但是荫昌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并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束手无策,只好敦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几经讨价还价,清政府不得不一再让步。10月27日,摄政王载沣下令召回荫昌,而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主持前方军事。同时,改派冯国璋为第一军统领指挥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统领负责后方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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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南下时,袁世凯密令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冯国璋为抢头功,得寸进尺,增加兵力,继续进攻。北洋军11月1日攻占汉阳,21日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复下令猛攻武昌,险些坏了袁世凯“一石二鸟”的好事。此时,袁世凯实际上在谋划:既用清政府镇压革命派,又用革命派逼迫清政府,迫使双方都向他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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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袁世凯下令按兵不动。早在16日,他还在湖北督军时,就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大将,虽力挺袁世凯出山,却又钟情于满清皇朝。袁世凯担心自己赴京后冯国璋擅自大举进攻武昌,破坏他“以武力镇压革命军,以革命军逼迫清廷”的大计。于是,急令段祺瑞为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主持武汉的军事。准备实施用清政府压迫革命军妥协的既定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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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到任后,将司令部从汉口退驻到孝感。1911年12月中旬,表面上,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英租界进行着“南北和谈”。实际上是段祺瑞派亲信廖宇春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达成了秘密协议:1.确定共和政体;2.优待清皇室;3.率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4.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5.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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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议和因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变化。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抵达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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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督军的段祺瑞大怒道:“革命党背信弃义,真是岂有此理!”立即下令前线北洋军炮火齐发,炮弹暴风骤雨般倾泻向武昌城。但他没有挥师进攻,反而以北洋军主力统帅名义,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段祺瑞向清廷发出了要求共和的强烈信号。在北京的袁世凯、徐世昌、王士珍等人连忙复电,规劝段祺瑞“切勿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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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误判了形势,以为清廷军队将领发生了内讧,随即下令黄兴率军兵分六路北伐。无奈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都是些乌合之众, 面对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根本不堪一击,不久便败下阵来。孙中山只好通电表示:只要袁世凯推翻满清王朝,他随时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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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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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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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通电,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威慑的最后通牒。隆裕太后接电后,知道大势已去,无法再拖延时间,慌忙召集皇亲王公商量,于1912年2月12日带着6岁的溥仪,做了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然后发布谕旨,宣布清帝退位。袁世凯与段祺瑞有没有“力倡共和”的直接交流,不得而知,但两人确有推翻清廷统治的某种“默契”。袁世凯大功告成,段祺瑞“一造共和”功不可没。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了新政府的陆军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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