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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而立之年，冯国璋就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他奉命赴日本考察，从而接触到现代陆军知识。小站练兵时，袁世凯读到冯国璋所著“兵书”后如获至宝，立即把冯国璋招入小站。同时被招入小站的还有段祺瑞和王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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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冯国璋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不久便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还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成为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一次，袁世凯邀请德国总督一起观看新军的操练，只听台下冯国璋口令洪亮，部队“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袁世凯大加赞赏，称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为“北洋三杰”。从此，冯国璋也开始了他与袁世凯互利共生的政治生涯。但他过分遵从袁世凯的意图，原本的“北洋之豹”也被后人戏谑成了“北洋之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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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军逼迫清帝逊位，一面利用自己手握重兵又身处京畿的优势和革命军和谈。在这期间，冯国璋竭尽所能帮助袁世凯逼清帝退位。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冯国璋晋升为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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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上大总统位置以后，袁世凯周围的人极力劝进，他也逐渐产生了称帝的想法。当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冯国璋十分惊讶，即刻进京劝阻。在得到袁世凯“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的承诺以后，冯国璋才返回南京。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就在京城里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帝制。消息传来，冯国璋将信将疑，立即去密电质问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得到的答复是“事出有因”。冯国璋深感受到了欺骗，愤愤不平地说：“他哪还把我当自己人了？”从此，冯国璋与袁世凯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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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3月9日，冯国璋公开反对帝制，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他一面联系北洋各方反对帝制，一面要求南方军队“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保护人民”，这就是著名的“五将军密电”的内容。袁世凯得到密电内容后，深知大事已去，便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袁世凯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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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病故后，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一年后，张勋复辟，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躲进了日本公使馆。冯国璋又一次出面反对复辟。闹剧过后，冯国璋就职代理大总统。但冯国璋不甘心做“活动的盖印机器”，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在护法战争后，冯国璋被迫让出“总统”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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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l0月，冯国璋经天津抵达北京，他想通过团结直系内部对抗皖系，并伺机寻求东山再起。然而，在一切计划实现之前，他就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了，时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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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因为小时候家里面太穷而惜财如命，死后留下的遗产却又极少，这也说明了他虽爱财却不曾贪污。可见“卖鱼闹剧”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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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修订族谱时，冯国璋修改了冯氏族谱的字辈排名，为后世子孙制定了“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 的十字排辈次序。到了他的曾孙—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却不敢再用“禁”字辈了。因为“文革”的关系，冯巩不得不用改名的方式来表达和“反动”家庭的决裂。不过，到了后来冯巩的儿子还是按冯国璋定的规矩，使用了“开”字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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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的一生是精彩的，也是无奈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判断，不会在一时就有定论。冯国璋是“豹”还是“狗”，也要留给历史去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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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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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掌国艰难支撑——“文治总统”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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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虽然建立，但乱象比之清末并没有多少改观。经历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后，国人已经厌倦了军阀割据、南北纷争的现状。特别是“一战”结束后，许多人都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徐世昌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时人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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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徐世昌正式成为民国大总统，直至1922年6月被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赶下台，共在位三年零八个月，他是北洋时期历任民国总统中任期最长的，也是唯一的一位文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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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学者型大总统，徐世昌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多有建树，创造了民国初年的多项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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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徐世昌做总统的时间最长，经历大事件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最多，应变能力最强，在历次的政权更迭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被人称为“水晶狐狸”，是民国第一号政坛不倒翁。在政治改革方面，徐世昌认为发展和建设近代化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必须先搞好吏治。因此，他屡次下令“整肃仕途，奖励贤能”，考核各级官吏，施行廉政建设。他还亲自撰写《将吏法言》颁行全国，供各级官吏学习，足可称为当时的官场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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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都有“新政”施行，但真正大规模实施且成绩突出者，只有北洋一家，其中包括山东新政、北洋新政和东北新政。而上述这些新政的总设计、总管理、总指挥都是徐世昌。当上民国总统后，他审时度势，利用“一战”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赢得了“东方西方化”的美誉，当得起民国经济改革第一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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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领域，徐世昌虽然是一介文人，但对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影响深远。早在小站练兵时期，他就主张练兵既要学习先进的西方军事制度与技术，又要融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翻译西方和东方军事理论，成为了袁世凯之后的北洋第一人。此外，他还创办新式军事学堂，改革传统的兵役制，使新军成为常备军；他还担任过首任巡警部尚书，亲自训练巡警部队，构建了国家柱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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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领域，徐世昌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闻名，既是清朝进士，还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与之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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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领域，在徐世昌当政期间，中国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塑造了主动开放的外交大国形象。北洋政府对外积极力争收回东三省、山东、外蒙主权，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势力的特权，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并拒签巴黎和会上列强间的“分赃和约”。中国初显东方大国强硬、独立、自主、平等、和平的外交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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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徐世昌一开始对学生是抱有同情心理的，虽然对学生的态度随着火烧赵家楼后事态恶化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学术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能够蓬勃地展开，与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下的宽松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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